摘要
自1896年《时务报》将西方侦探小说介绍至中国后，侦探小说迅速成为一种新小说类型，得到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大力推崇，甚至被视为“启发民智”的重要手段。晚清民国时期，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等出版机构印行了大量的侦探书籍，《侦探世界》《侦探》《新侦探》等一批专门性的侦探期刊也陆续创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侦探书刊是书刊市场中十分畅销的种类。侦探书刊的风行与晚清民国都市社会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侦探小说是在晚清文网松弛、口岸开放和租界形成的历史情况下随着其他“洋货”引进中国;另一方面，都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接受了新意识形态，使得侦探书刊这种“舶来品”拥有了众多读者和较大的社会需求，现代都市社会的兴起与市民阶层的形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侦探书刊的出版与流通提供了沃土。从出版和发行情况来看，侦探书刊主要在都市社会中风行，而上海更是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侦探书刊的出版中心，一是因为有大批的侦探作家生活于上海，二是因为全国的侦探书刊出版机构中有近八成位于上海，因此侦探书刊面向的是都市中的读者群体。对于晚清民国时期都市社会中的市民阶层来说，一方面，阅读侦探书刊成为他们日常消闲生活的一项重要选择;另一方面，阅读侦探书刊也是他们获取科学知识和接受现代观念的重要渠道。侦探作家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将现代个体观念、法治观念、理性观念、女性观念等融入侦探书刊之中，借助读者的阅读和阐释，实现了侦探书刊与现代观念的互动，这种互动使得侦探书刊成为一种现代性的表征，是可以使现代社会成为现代社会的“东西”。 论文以晚清民国时期出版的侦探书刊和各类报刊的相关材料为基础，以观念史为理论视角，以文献研究和归纳分析为研究方法，对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书刊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论文由六部分组成，其中正文第一章是介绍了晚清民国时期侦探书刊的出版情况，后续三章则是从出版者、读者、社会三种视角呈现了侦探书刊与各类观念的关联。论文首先以晚清民国翻译小说热潮和侦探小说的译介情况为入口，着重考察和分析了晚清民国时期单行本侦探书籍以及侦探期刊的出版和发行概况，发现它们的出版起伏与时局有着重要的关系，高峰和低谷交错进行，大体上经历了三次出版高峰。其次以民国时期刘半农、赵苕狂、程小青、孙了红这四位侦探作家兼出版人为具体案例，讨论了他们翻译、创作、发表、出版侦探小说的经历，分析了他们对于侦探小说的观念以及他们主编侦探期刊时的编辑观念，发现侦探书刊创作者与出版人试图与读者之间建立关系，以期用侦探书刊来影响读者的观念和行动。然后基于一些个案分析了都市社会中市民阶层阅读侦探书刊的心理状态、目的、收获，发现阅读侦探书刊产生了重要的现实意义，即一方面在给人们带来了心理层面的刺激的同时也促进了人们科学知识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传播现代观念来改变人们原有的社会心态;此外还讨论了文人知识分子阅读侦探书刊的情况，发现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化界对于侦探书刊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存在三种不同的观念，分别是“不走运论”“走运论”和“走运吗论”。最后从观念史的视角，对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书刊与个人主义、法治主义、理性主义、女权主义等现代观念的互动进行了探讨，并认为侦探书刊与社会生活现代性、思想文化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论文认为，侦探书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能够发挥出重要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文字的力量，更是一种观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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