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令”是中国古代规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一系列制度的行政管理法规，包括官品令、选举令、考课令、田令、赋役令等诸多的内容，其作用在于规定封建国家的基本制度，稳定社会秩序。唐朝处在封建社会的成熟期，唐令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唐朝时期，曾经多次颁布诏令，例如唐高宗永徽年间颁布的永徽令，唐玄宗开元年间先后颁布开元前令以及开元后令。唐令中关于官制的一些规定例如官品令、选举令、考课令等东传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官僚制度。 隋朝初年，日本尚处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飞鸟时代，为摧毁氏姓贵族势力，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自然而然地将隋唐成熟的封建制度作为学习的榜样。推古八年（公元600年），飞鸟朝廷向隋朝派遣了第一个使节团，开启了中日两国间交流常态化的过程。唐朝时期，日本朝廷更是先后十九次派遣遣唐使前往中国。在这种背景下，日本进行了多次政治经济改革，在推古天皇的支持下，圣德太子确立冠位十二阶，颁布了宪法十七条，明确了君臣之间的等级秩序。公元646年，孝德天皇正式颁布《改新之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这次改革称作“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加快了日本学习和引进唐朝律令的步伐，日本律令制度初步形成。其后《近江令》《净御原令》《大宝律令》以及《养老律令》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的先后颁布，使日本律令制度逐渐成熟。 唐朝的官僚行政管理制度，是当时日本着重学习的对象。大化改新之前，日本处于部民制末期，需要建立起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确立天皇至高的权威。其中，为限制贵族的势力，统治阶级对中央官制进行了持续的改革。仿照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建立起二官八省制；学习唐朝的官品制度，实行位阶制度；在官署行政运行方面，实行四等官制度，全面对标唐朝的四等官连署制；同时采取散位制度，照顾中下级贵族，稳定社会秩序。在官员人事制度方面，从官员的选拔、考核、惩罚以及俸禄等方面，参考唐令体系，建立起符合日本现实的官员人事制度。日本的这套官僚体系直到明治维新才正式废除。 由于日本自身的岛国性质，人口、文化以及社会风俗都与中国迥异，唐令中的许多复杂的制度，并未被日本继承。令规定了封建国家的基本框架，唐日双方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不一，这就决定了日本不能完全照搬唐令，而是要根据自身社会现实有所改变。例如日本设立神祇官，负责宗教祭祀，这是日本根据宗教传统设置的特色官职；日本实行“官位相当”制度，官员先被授予位阶，再根据位阶大小给予不同的官职，这是唐朝所没有的制度。日本学习和引进唐令，贯穿了整个平安时代，《养老律令》的完成，标志着日本官僚制度改革的完成，尽管伴随着藤原氏和武家政治的兴起，日本律令制度不断衰弱，但是在这过程中，日本封建制度得到确立，旧贵族势力遭到打击，对于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