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区动员关系着社区建设与危机应对的成效,是社区治理当中的重要方面。但中国的城市社区往往呈现原子化、匿名化的“陌生人社会”特征,个体归属感与认同感缺位,难以产生行动一致的内部动员。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发生打破了这一局面,社区内外多方主体自觉配合防疫工作,显示出强烈的自主合作意识。因此探寻支撑社区防疫行动的主体力量,以及行动的形成与持续过程,从现实与理论层面分析社区动员的运转过程,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本研究在 “政治系统论”、“协同治理理论”和 “集体行动理论”的支撑下,对三亚市 D 社区公共卫生危机情境中的社区动员如何运转进行深入讨论。主要采用田野调查法和案例研究法,获取案例社区有关于疫情动员的一手资料。通过搭建“制度-组织-行动者”的分析框架,结合社区动员的实际情况,发现动员过程中涉及上级政府、基层社区单位、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个行为主体,表明社区动员不止是社区的单独事务,动员的运转是多方关系的配合,亦是政治、情感等多重策略的层层叠加,将多方行动者整合到社区危机治理的环境中,构建风险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具体而言,宏观层面上是政府和社区的关系,由于它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社区中的映射,所以这一权力关系的配置直接决定了社区的主导地位;中观层面上由于涉及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主体关系,所以表明单个的居民参与效益和能力不高,很难构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行动者,社区和多方主体需形成组织关系;同样,微观层面上为动员行动者,需使其意识到外在的动员符合自己的意愿和需求,所以应挖掘社区内部的资源要素,培育行动者的集体意识,最大程度的发挥自身能动性。总而言之,社区动员的运转过程基于多方主体协商对话上形成,多方的关系是平等的,既需要宏观层次的制度支撑,中观层次的组织链接,也需要微观层次的个体支持,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治理力量相融合,使政府、社区和居民能够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