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七年”文学作为新中国文学的开端，涌现出一批以宏大叙事为特色的经典小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20世纪50-60年代盛极一时。1949年以后，当那些光荣的革命斗争成为“历史”的时候，主流文坛的作家积极响应“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号召，运用了政治的视角对作品的主题、人物等进行描写，用艺术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的必然性，普及宣传了我党政策的正确性。少数民族文坛紧随其后，响应了主流意识形态，创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的革命历史小说，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迎来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的发展阶段与第一个繁荣期。“十七年”长篇小说中涉及的人物、场面、发展进程全面宏大，存在着巨大的叙事空间，革命年代的革命历史成为作家叙事的首要任务。人民刚刚经历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内战争的平定，在动荡不安的历史时代，新中国的成立无疑给人们构画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于是人们更加拥护和信仰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摇旗呐喊。在颂歌声中，战争的精神圣火也再次被高高燃起，战争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形成了一股热潮。从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以歌颂英雄为主题，用浓郁的乡土气息的语言，来表现时代的伟大，使作品充满了那个时代的革命色彩。 李根全的《老虎崖》以东北解放战争为背景，描述了以金致伯、金谨泽为代表的朝鲜族人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同汉族人民并肩作战，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与民族内部分裂势力，解放家乡的革命故事。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是以主人公铁木尔与斯琴的悲欢离合及其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作为贯穿全文的结构线索，书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斗争的故事。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将沙马木札和磨石拉萨两个彝族部落间的矛盾、共产党和土匪之间的矛盾，彝族人民对共产党的不信任到信任等问题交织在一起，通过共产党人丁政委的不懈努力，沙马家与磨石家放弃了打冤家，转变了自身激进和保守的思想，联合解放军消灭了焦屠户等国民党反动派，成功解放了凉山。三位作家所处年代、人生经历以及作品主题高度相似，他们的作品更是反映着革命史。在中国天南地北的广袤大地上，不同民族的作家因为革命事业产生了共性。 “十七年”革命文学不仅是记录的材料，更是对人民时刻进行教育的启示录。审视历史，才能认清现实。革命历史小说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其真实性与教育性。回溯过去，立足当今，从历史经验中获取的对现今文学创作的启示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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