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祝福》作为鲁迅经典的短篇小说，享有很高的文学地位。这部作品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百姓受到迫害，处于水深火热的事实，含有大量的文化负载词，是当时的社会现状悲惨的映照。由于鲁迅运用的言语地方特色浓厚，因此正确翻译文化负载词，减少错译和漏译问题，是很多翻译学者关注的重心。 目的论最早起源于德国，隶属于功能学派，是翻译实践的主要理论。目的论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的目的理应是第一准则。本文选自《祝福》杨宪益夫妇和蓝诗玲英译本，以目的论作为理论基础，对比分析两位译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使用的翻译策略有何异同，探讨面对同一文化负载词译者使用不同翻译方法的原因。作者阐述不同翻译策略对目的语读者的影响，以让目的语读者更好理解源文本为目的，探讨最佳的翻译方法，减少文化负载词的错译问题。 本文主要采取定性分析法，对比研究两英译本，选取《祝福》中的文化负载词和杨宪益及蓝诗玲的对应译文作为研究对象，检索、整理、总结并分析了译本中的143个文化负载词。基于尤金?奈达对文化因素的分类，将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分为五类，总结《祝福》中文化负载词的特征，并列出图表，对比分析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以期解决以下研究问题： 1.《祝福》中的文化负载词有哪些类型？ 2.如何从目的论的角度分析，两位译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使用的不同策略？ 3.两位译者使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 本文基于目的论的三原则，通过分析发现：《祝福》中含有生态文化负载词10个、语言文化负载词46个、物质文化负载词47个、宗教文化负载词9个、社会文化负载词31个。两位译者在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的使用上，杨宪益主要使用了归化，多选择意译和增词的方式。他注重翻译源语的概念意义，遵循了忠实原则。而蓝诗玲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主要是注释和直译。在一定程度上，她的译文对阅读对象不受限制，能顺利实现连贯性原则和目的性原则，接受程度也很高。 因为两位译者的文化背景不同，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有一些差异。杨宪益夫妇是华人，比较了解中国文化，能够灵活采用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在不改变原文整体设定的情况下，传达原文的含义和传播中国文化，更注重读者的理解和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杨宪益在理解原文上，不存在任何问题，所以能够更好的关注目的语读者的需求，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学者选取杨宪益译本作为翻译实践文本的原因。而蓝诗玲在翻译时，译文以服务读者为主，以读者更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最终实现翻译目的。蓝诗玲是中国古典著作的爱好者，所以部分译文的处理上，很大胆的使用了省略。但是两位译者的翻译，保留了原文本的特征和中国文化的趣味性，保证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均主要集中在目的论的三原则上。在具体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意译是两位译者最青睐的。该策略也符合翻译的交际目的，促进了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同时也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事实上，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受到多方面原因的制约。从目的语读者的角度出发，是目的论的最好体现。译者理解文化负载词，结合多方面因素，实现正确的翻译，能够更好的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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