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南海问题作为中菲两国交往中难以绕开的议题，中菲关系的发展会受到南海地区局势的影响，而南海局势能否稳定又受到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影响。因此，研究中菲关系的学者们十分关注菲律宾历届政府南海政策。2016年，杜特尔特政府在上台后调整了前届政府的南海政策，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从“对抗”转向“合作”，使南海局势从“激进”走向“温和”，中菲关系也开始迅速升温。杜特尔特政府的南海政策与菲律宾历届政府南海政策相比具有一定特殊性，一方面杜特尔特政府虽然不是第一个在南海地区对中国示好的菲律宾政府，但杜特尔特政府的南海政策是在南海地区局势空前恶化的背景下出现的，政策调整幅度大；另一方面，阿基诺三世政府在南海地区采取了与中国对抗的政策，新上任的小马科斯政府也激化了南海矛盾，杜特尔特政府执政时期位于两届政府之间，却采取了不同于两届政府的南海政策，使杜特尔特政府的南海政策存在特殊性。因此，杜特尔特政府南海政策存在着较大的研究价值。 本文从国家身份建构视角出发，借助身份凸显性概念，通过对菲律宾国家身份凸显性的研究，解释杜特尔特政府时期的南海政策。菲律宾存在着小国身份和美国伙伴国两种国家身份，从物质视角出发，小国的经济水平和军事能力相对于大国而言，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物质属性的“小”导致小国自身生存条件相对脆弱，菲律宾作为小国，往往无法单独应对国际体系带来的影响，其生存与安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国际组织和其他大国的援助；美国伙伴国则意味着菲律宾一方面能够接受美国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另一方面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美国的利益和跟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但由于杜特尔特政府时期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菲律宾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杜特尔特政府对于美国伙伴国身份所能带来的利益表示了深深的怀疑。这导致杜特尔特政府对美国伙伴国身份持续构建意愿相对降低，美国伙伴国身份持续构建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在身份凸显性分析中，情感承诺是影响身份凸显性变化的重要因素，对一个身份的情感承诺程度越高，该身份凸显性就越高，它代表的是国家通过某一特定身份与他国联系的重要性，与行为体对该身份的认可度呈正相关。因此，杜特尔特政府对美国伙伴国身份持续构建意愿的相对降低，意味着其降低了对美国伙伴国身份的情感承诺，美国伙伴国这一国家身份凸显性在杜特尔特政府时期降低。于是政策制定中，与前届政府相比，杜特尔特政府更多地考虑如何维护自身利益。在南海政策选择上，杜特尔特政府不再盲目追随美国南海政策，减少美菲南海军演频率和规模，避免在南海引起事端，不愿为了配合美国的南海行动而影响中国对菲律宾的经济援助。因此，杜特尔特政府在南海采取与中国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 随着小马科斯政府上台，菲律宾国家身份凸显性再次出现变化，小马科斯政府受其影响，调整南海政策，激化南海矛盾，使中菲关系再次受到冲击。面临着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既要充分利用菲律宾小国身份对经济援助的需求，加强经济合作，以经促政；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构建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保持南海信息交流畅通；最后还要充分运用大国对小国的军事力量优势，对菲律宾南海违法行为强化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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