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抑郁和焦虑是大学生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大学时期是大学生发展自我和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不平衡、不稳定是这一阶段的大学生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他们极易受外界环境各种因素的影响，承受着来自人际、学业、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进而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COVID-19的爆发成为一个巨大的压力源，冲击和打乱原有的学习生活秩序，放大了大学生对消极情况的感知，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COVID-19大流行期间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荟萃分析显示，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分别为36%和39%，其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前人研究表明，希望特质、风险感知、生命意义感这三个因素可能在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将希望特质、风险感知和生命意义感结合起来考察大学生抑郁和焦虑的影响机制，探讨减缓和降低大学生抑郁和焦虑问题的有效途径。 方法 研究采用《成人素质希望量表》、《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健康问卷抑郁症状量表》、《广泛性焦虑量表》等测量工具，以某高校的在校本科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以探讨希望特质、风险感知、生命意义感与抑郁和焦虑之间的影响机制。采用SPSS27.0和Mplus8.3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大学生一般人口学信息和疫情相关信息：年龄在16-2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9.22±1.21岁。其中男性为708人，女性为1555人；大一1110人，大二654人，大三441人，大四58人；医学专业589人，非医学专业1674人；新冠检测为阳性795人，非阳性1468人；出现相关症状1094人，无相关症状1169人；患有其他疾病174人，无其他疾病2089人。 （2）大学生抑郁平均分为5.89±4.99，抑郁检出率为20.2%。处于无抑郁症状的学生最多，共1021人（45.1%），轻度抑郁症状的学生有785人（34.7%），中度抑郁症状的学生有313人（13.8%），中重度抑郁症状的学生有113人（5%），重度抑郁症状的学生有31人（1.4%）。大学生的抑郁水平在性别和专业上无显著差异（P＞0.05）。而在年级、是否为阳性、是否有相关症状、是否患有其他疾病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 （3）大学生焦虑平均分为4.25±4.49，焦虑检出率为11.4%。处于无焦虑症状的学生最多，共1306人（57.7%），轻度焦虑症状的学生为699人（30.9%），中度焦虑症状的学生为192人（8.5%），重度焦虑症状的学生为66人（2.9%）。大学生的焦虑水平在性别、专业、是否为阳性、是否有相关症状上均无差异（P＞0.05）。而在年级、是否患有其他疾病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 （4）大学生希望特质总分为21.70±3.76，希望特质在性别、专业、是否为阳性、是否有相关症状上均无差异（P＞0.05）。而在年级、是否患有其他疾病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风险感知总分为59.48±9.20，风险感知在性别、专业上显示无差异（P＞0.05）。而在年级、是否为阳性、是否有相关症状以及是否患有其他疾病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生命意义感总分为46.93±9.21，生命意义感在专业、是否为阳性、是否有相关症状及是否患有其他疾病上均无差异（P＞0.05）。而在性别、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 （5）以希望特质为自变量，抑郁和焦虑为因变量，风险感知为中介变量建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该模型拟合指数良好，RMSEA=0.048，CFI=0.962，TLI=0.939，SRMR=0.043。以希望特质为自变量，抑郁和焦虑为因变量，生命意义感为中介变量建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该模型拟合指数良好，RMSEA=0.038，CFI=0.985，TLI=0.974，SRMR=0.025。以希望特质为自变量，风险感知和生命意义感为中介变量，抑郁和焦虑为因变量构建模型，结果显示，该模型拟合指数良好，RMSEA=0.044，CFI=0.961，TLI=0.941，SRMR=0.037。所有的路径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大学生总体希望水平、风险感知水平、生命意义感水平均处于中等水平； （2）希望特质、风险感知、生命意义感、抑郁和焦虑各变量之间均存在相关性； （3）风险感知在希望特质和抑郁及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生命意义感在希望特质和抑郁及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风险感知和生命意义感在希望和抑郁及焦虑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研究结果，在未来的教育教学中，教育或心理工作者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提升大学生的希望特质和生命意义感，降低和减少可能的心理危机，切实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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