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和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峻。城市经济又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政府部门、企业以及学界均聚焦于如何妥善协调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环境是具有一定外部性的公共物品，而企业往往会在经济活动中基于理性思维而选择利润最大化的发展模式，即仍坚持传统的生产模式，缺乏通过研发环保减污生产技术进而同时实现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提高能源利用率的主动性。在此背景下，政府主导的环境规制政策成为了平衡环境和发展的必要工具。在党的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有新的发展理念，要形成新的发展格局，采用绿色发展与环境保护手段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着力点。但目前学界以及政府部门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防污减排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红利效应尚存在争议。本文基于此背景，旨在从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剖析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及其如何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本文首先从分工视角入手，在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偏向和经济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如何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模型结果表明，当人们忽视环境污染对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时，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环境污染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消失。此外，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具有门槛效应，这是源于企业创新类型具有“路径依赖”，只有当碳税和碳减排补贴的比率达到一定程度时，个人（或生产者）才会将技术类型转向绿色技术创新，并远离污染技术创新。本文还揭示出环境规制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和微观机制，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分工演进，进而提高各个生产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扩大产品的市场规模，以至于企业转向绿色技术生产的收益超过其所产生的成本。 其次，本文从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绿色技术进步中介效应两个层面，分别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对城市GDP、城市人均GDP、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大小，并从城市规模大小、城市产业结构类型、城市区位特征等维度考察其异质性。研究发现：如果环境规制达到一定的门槛，将引致分工结构的跳跃，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偏向，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同步推进；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经济增长会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这是由于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环境规制的实施会引致“成本遵循效应”，导致企业使用原技术进行生产的成本增加，进而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较高时，环境规制的实施会促成“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同时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根据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环境规制在地理边界邻接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中对本地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即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变化趋势，并且区域环境规制对邻地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关系；根据绿色技术进步偏向的中介效应显示环境规制会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偏向。 最后，文章在总结前文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所得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启示。政府层面上，政府部门要增强环保规制强度，提升目前环境规制水平；根据地区异质性“因地施策”，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完善研发投入财政支出体系，鼓励绿色技术发展。企业层面上，企业要激励自主创新，提升劳动生产率；培育工匠精神，形成综合比较优势，扩大绿色产品市场规模。这对于识别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建设的基本原理、综合评估政策的社会经济效应，以及指引相关部门的环境政策制定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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