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我国经济发展形势提出推进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而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要努力破解高速发展时期存在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价值链“低端锁定”等问题，一方面，要提升各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优化城市环境立法，完善现代化环境法治体系；另一方面，要着力推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提升。城市环境立法作为地方政府属地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举措，会通过提升成本和刺激创新，作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应。但城市环境立法究竟会对企业出口DVAR产生何种影响，什么样的环境法规体系才能促进企业出口DVAR的有效提升，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将城市环境立法引入Kee和Tang（2016）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微观企业视角厘清城市环境立法影响出口DVAR的传导渠道，不仅是对环境规制相关政策经济效应相关研究的丰富和完善，也能为我国推进企业出口DVAR提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因此，本文首先从宏观—微观视角切入，对城市环境立法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理论机制和作用渠道进行深入解析；其次，基于测算的2000-2013年企业出口 DVAR，运用规范的计量方法对上述理论机制进行因果关系识别和传导渠道检验。 本文基于城市-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表明，城市环境立法在样本区间内不利于企业DVAR的提升，且这一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但在将城市环境法规分为污染防治法规和环保综合规定两类后可以发现，污染防治法规可以促进企业出口DVAR，而环保综合规定则会抑制企业出口DVAR。城市环境立法对非国有、低融资约束和低创新能力企业出口 DVAR 的影响更为显著；对“两控区”、非老工业基地和东部地区出口 DVAR产生更为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城市环境立法影响企业出口DVAR主要是通过“中间品替代”和“成本加成”效应，其最终影响方向由两种效应综合决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会对城市环境立法的出口DVAR提升相应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基于城市-行业维度研究表明，城市环境法规、污染防治法规和环保综合规定均会对出口DVAR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于城市维度研究表明，城市环境法规和污染防治法规会显著促进出口DVAR，但环保综合规定不会对其产生显著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性建议：一是健全城市环境法律法规，完善地方环境治理体系，二是重视污染防治法规建设，形成多元化环境法规体系，三是创新政府环境治理模式，坚持环境治理多方共治，四是强化环境法规文本设计，构建强管制能力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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