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日益加剧以及城镇化进程加快带来的诸多“城市病”问题愈演愈烈，我国相继提出了“坚持生态为先、追求绿色发展”的理念和“双碳”目标计划。城市作为推动绿色发展的主要载体，对国家的绿色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创新”来实现“绿色”，为经济增长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探究智慧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对实现“双碳”目标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从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三个方面构建智慧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Super-Slacks-Based Measure(SBM)模型和Globle-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测算2009-2020年我国123个智慧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从静态和动态、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分别进行评价分析，并探究其驱动要素驱动的过程。研究结论如下： （1）从时序静态变化来看，2009-2020 年间样本整体的绿色发展效率显著提高，但仍未达到有效状态，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时序动态变化来看， 2009-2020年间样本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值均呈现出上升的态势，GML指数分解的结果显示，智慧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的影响。 （2）从时空演变特征和不均衡程度来看，核密度曲线表明，样本中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呈现两极分化现象，且随着年份增长这种现象不断减弱。智慧城市绿色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出“高值少，低值多”，“东西强，中部弱”的不平衡分布状态。差异系数变化趋势为逐年波动、总体下降。可见，随着时间的发展，各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性逐渐缩小。 （3）智慧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受到诸多驱动变量的影响，继而推动了“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向着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模式转变。研究发现，科技发展、新型城镇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信息化建设均对绿色发展效率有着积极的正向驱动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则对绿色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4）对于全国智慧城市绿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各地区应因地制宜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深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充分发挥智慧城市的独特优势，强化绿色产业的发展；提高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促进智慧交通发展；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增强科技创新实力等，以期推动智慧城市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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