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规模逐步扩大，外资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推动产业升级、增加税收、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并购，由于母国和东道国制度距离的存在，跨国公司在进行跨境并购时，往往会受到严重的合法性挑战。在过往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降低合法性要求和建立当地合作两方面，研究如何在跨境并购中减少由于制度距离带来的合法性问题，而未对跨国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进行过多的关注。本研究中关注一种特殊的收购模式，即渠道收购，指跨国公司（即最终收购方）在跨境收购交易中，通过其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即渠道收购方）进行收购的方式。援引制度理论，本文认为渠道收购方在当地的存在可以帮助跨国公司满足东道国的合法性要求，因此在制度距离越大的时候，跨国公司将越倾向于采用渠道收购的方式进行收购。援引组织学习理论，本文认为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有更多的并购经验时，这种影响将会增强。 本研究以2000-2022年间发生在中国的跨境并购交易为样本，首先通过人工判断符合渠道收购定义的交易，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采用渠道收购的影响，然后分析在中国的跨境并购经验在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的内部组织选择上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当制度距离越大时，跨国公司越倾向于采用渠道收购的模式，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收并购经验越多时，该影响将被增强。经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在测算制度距离的六个子指标中，法制距离对跨国公司的渠道收购选择影响最大。同时，我们发现，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采用渠道收购的影响在制造业中更加明显。 本研究通过专注跨境并购的组织结构选择，在实践上为国内监管机构衡量外商投资遇到的合法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考察视角，并且为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收并购提供了新的战略选择。在理论上，首先，本文从内部组织视角上丰富了跨境收购的理论，过往的跨境并购文献主要从降低合法性要求和建立当地合作两大角度来分析跨国企业如何在跨境并购中减少合法性问题，而对跨国企业的内部结构关注较少，我们的研究补充了这一部分的空白。其次，我们丰富了跨国公司总部和子公司间合法性的关系的研究，过往对于母子公司的合法性关系研究集中于负面效应的溢出，而我们的研究证明通过当地子公司进行跨境并购可以增强合法性，减少外来者劣势。最后，我们采用了在中国发生的渠道收购的数据，为跨国公司通过当地子公司执行跨境并购来减少外来者劣势的研究提供了中国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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