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精神疾病症状和病耻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所面临的两个重要健康问题。缺乏自知力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突出和持续的核心特征，这会使他们减少就医或拒绝治疗，从而导致更加严重的疾病症状。不仅如此，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存在严重的病耻感，不仅损害其身心健康，还会阻碍他们的社会融入。然而，由于“自知力悖论”的存在，即自知力的改善会导致患者病耻感水平的增加，这使得在精神分裂症管理中提高自知力和降低病耻感的治疗目标相互冲突。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自知力、特质正念、感知社会支持和病耻感之间的关系，并且深入了解自知力、特质正念和感知社会支持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探讨特质正念、感知社会支持及其不同来源可能存在的调节作用。这些研究发现将为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护理中的“自知力悖论”窘境，制定更加有效完善的综合药物治疗和心理社会干预的康复护理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于2023年8月至12月在上海市长宁区和黄浦区进行的横断面研究。参与者通过方便抽样的方式在长宁区和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在管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进行招募。采用自我报告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患者的人口学基本特征、自知力（Birchwood自知力量表）、特质正念（正念注意觉知量表）、感知社会支持（感知社会支持多维量表）以及病耻感（慢性疾病病耻感量表简版）水平等数据。统计分析采用R4.3.2软件进行。均数（标准差）和频数（百分比）被分别用来描述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计算各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来检验内部一致性信度。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检验自知力、特质正念、感知社会支持和病耻感等变量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人口学特征上的得分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著的变量采用Bonferroni法校正进行事后多重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和层次多元回归分析用于检验自知力、特质正念和感知社会支持对病耻感的影响。选点法和Johnson-Neyman法被用于进一步描述调节效应的简单斜率。 结果: 1.本研究最终共纳入了35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52.25±13.92岁，其中42.00％的研究对象年龄在55岁以上，36.86％的研究对象年龄小于45岁。研究对象中57.71％为女性。低体重、正常体重、超重和肥胖的占比分别为2.00％、57.71％、32.57％和7.71％。58.00％的研究对象仍未婚，30.29％的研究对象已婚，而11.71％的研究对象处于离婚或分居等状态。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研究对象占40.86％,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研究对象占24.00％。至于就业状况，54.86％的研究对象报告无工作，仅有9.71％的研究对象目前仍在工作之中。48.00％的研究对象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而仍有17.14％的研究对象月收入在2000元及以下。在精神分裂症的患病时间方面，病程在10年及以下、10到20年和超过20年的研究对象占比分别为14.29％、28.86％和56.86％。 2.信度检验结果表明，Birchwood自知力量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感知社会支持多维量表和慢性疾病病耻感量表简版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7、0.94、0.94和0.93，表明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3.研究对象的自知力得分为5.75±1.66分;特质正念得分为4.34±0.84分;感知社会支持水平为4.98±0.90分;病耻感得分为2.33±0.73分。在不同BMI、受教育水平、工作情况和月收入水平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耻感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4.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自知力与病耻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17）;特质正念（相关系数=-0.73）和感知社会支持（相关系数=-0.48）与病耻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模型1（仅纳入人口学变量）解释了病耻感9.6％的方差（F=2.538,P＜0.01）。在加入自知力、特质正念和感知社会支持变量后，模型2对病耻感方差的解释增加到62.6％,相较于模型1增加了53.0％（△F=156.94,P＜0.001）。在模型2中，自知力是病耻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素（β=0.13，P＜0.001）,特质正念（β=-0.42,P＜0.001）和感知社会支持（β=-0.20,P＜0.001）是病耻感显著的负向影响因素。加入交互项的模型3相较于模型2额外解释了1.1％的方差（△F=5.02,P＜0.01）,且自知力和特质正念（P=0.032）、感知社会支持（P=0.047）之间均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5.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质正念在自知力和病耻感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当特质正念水平较低时（中心化后得分低于0.52分），自知力对病耻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特质正念水平的降低，自知力对病耻感的正向影响越强。当特质正念水平较高时（中心化后得分大于0.52分），自知力对病耻感的影响不显著。感知社会支持也在自知力和病耻感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当感知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时（中心化后得分低于0.66分），自知力对病耻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感知社会支持水平越低，自知力对病耻感的正向影响越强。当感知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时（中心化后得分高于0.66分），自知力对病耻感的影响不显著。 6.对于不同来源感知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来自于家人、朋友和重要他人的支持都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耻感水平呈负相关，但只有朋友支持和重要他人支持在自知力和病耻感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感知到较低水平的来自朋友的支持时（中心化后得分低于0.39分），自知力对于病耻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感知到的朋友支持水平越低，自知力对于病耻感的正向影响越强。当朋友支持水平较高时（中心化后得分高于0.39分），自知力对病耻感的影响不显著。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感知到较低水平的来自于重要他人的支持时（中心化后得分低于0.61分），自知力对于病耻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当重要他人支持水平较高时（中心化后得分高于0.61分），自知力对病耻感的影响不显著。 结论: 本研究中自知力、特质正念和感知社会支持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的显著影响因素。特质正念和感知社会支持均在自知力和病耻感的关系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当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质正念或感知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时，自知力对于病耻感的正向影响不显著。此外，对于不同来源的感知社会支持，朋友支持和重要他人支持在自知力与病耻感之间也发挥了调节作用。当患者感知到较高水平的来自朋友或重要他人的支持时，自知力对于病耻感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因此，除了进行药物治疗和认知治疗以提高患者的自知力水平，改善疾病症状外，也应该开展一些正念练习课程，营造支持性的社区和家庭环境。特别是，应搭建更多的平台以加强患者与卫生保健提供者和其他患者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促进其相互之间分享学习有价值的康复经验、积极的知识和有效的应对技能等，从而在控制疾病症状的同时，降低其病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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