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我国的传统农业经济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走向了数字化转型升级，以数字化的形式促进农村经济增收。确保农民收入持续增收是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客观要求，而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有望成为当代助力农民增收的新动力。 本文首先以现代农业三大体系为视角，从农业数字化生产、农业数字化经营和农业产业多元化三方面构建衡量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测度出其水平值。在对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总体趋势中发现:（1）我国的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在整体上正以不同的发展速度逐年增加;（2）我国的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具有东部地区高、西部地区低的分布特征，且中部、西部地区的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等级随着时间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跃升;（3）在农业数字化发展各维度下，农业数字化经营快速发展最大，成为我国农业数字化快速发展的主要来源。在基于泰尔指数法分析中发现:（1）我国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在2014-2017年和2018-2021年分别具有间逐年下降和逐年上升的特点，其中区域内差异是影响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2）在地区差异性分析中，东部地区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差异性最大，中部地区的相对较小，并且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差异性分别是影响2014-2017年和2018-2021年区域内差异的主要因素。 其次，本文通过模型对比，最终选择同时包含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的双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核心估计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业数字化发展会显著的农民收入，且对其基于工具变量法、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样本缩尾处理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证明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在基于地区、时间以及农民收入层次三个方面的异质性分析中结果表明:农业数字化发展对东中部地区的农民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未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农业数字化发展主要在2018-2021年间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业数字化发展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收入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低收入群体的农民收入作用力度更大。在对农业数字化发展分维度以及农民收入结构的进一步分析中发现:农业数字化发展维度下的农业数字化生产、农业数字化经营和农业产业多元化均会显著的促进农民增收，其中农业数字化生产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值最大;农业数字化发展均会显著地促进农民家庭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增收，其中对农民家庭的非农收入作用效果要略大于农业收入。 最后，在农村居民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分析中发现，数字鸿沟在农业数字化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鸿沟分维度下的调节效应分析中发现，数字使用鸿沟在农业数字化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而数字接入鸿沟并未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最终，基于以上的分析结果，本文分别从完善农业数字化发展环境、发挥农业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减少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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