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时朝服是两晋南朝重要的服制。《宋书·礼志》记载，晋宋朝服分为“五时朝服-四时朝服-朝服”三个等级。而在唐代文献引录的“晋令”与《齐职仪》富中，却出现了所有官员一律着“绦朝服”的记载，与《宋志》相矛盾。文献记载的错位背後，实则是两晋南朝朝服制度的双轨运行。“五时朝服”是由东汉迎气五郊时“五时衣”衍生而来的服制。汉魏时期京城百官皆可穿戴。两晋时期，伴随着迎气五郊礼仪的废弛，五时朝服逐渐出现虚置化与特权化，形成“给五时朝服-朝服”二等，五品及以上的中央官员在绦朝服之外可获得“给五时朝服”的待遇，其余官员则只能拥有绦朝服。而五时朝服作为与时令结合的服制，本身只能在特殊的时间与场合使用。绦朝服实则才是日常公务、朝会时，百官穿戴的官服。 永嘉南渡以後，部分官员由于“帑藏空竭”、“国用不给”无法穿着完整的朝服，只能改服朱服。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绦朝服-朱服”的二等序列。目前有关“绦朝服-朱服”最为完整的材料是《隋书·礼志》梁陈舆服部分。这部分内容存在一定的时代混杂问题，但是应当确实有陈天嘉令及其相关文本作为史源，因此仍然有一定可靠性。《隋志》所反映的“绦朝服”序列并非一蹴而就的结果。在东晋至南朝前中期，地方官/州府官以及公府官/军府官的冠服渐次出现简化，变成“单衣”或“朱衣”。因此，《隋志》当中“朝服”一等，不论流内、流外，几乎看不见地方、州府、公府、军府官员。而在朝官之中，中央朝官当中的流内官几乎全部位列朝服一等，而“朱服”一等则几乎全部是流外七班、勋位官员。“绦朝服-朱服”二等序列与流内、流外官的关联有迹可循，遥为隋唐官吏服制分途的先声。 中古服制之所以存在这麽多混杂难解之处，与中古舆服志的修撰方式有密切关系。由于特定史学传统存在，中古舆服志的修撰一定程度与现实中的制度实态发生脱节。胡广、蔡邕《独断》对汉代礼仪场合的舆车、冠制进行了形制考订和历史溯源，为中古舆服志的修订设立下冠服考镜源流的基本传统。蔡邕《车服志》虽然意在突破传统，却因过早亡佚无法流传。沈约《宋志》将百官印绶冠服纳入舆服志当中，是对舆服志体例的一次创新。其背后的原因是《周礼》五礼观念的影响，以及“朝服”作为服等的升格。但是由於中古时期百官印绶仍然被视为官制范畴下的知识，这种创新没有被继承。中古史家针对冠服历史的考证，展开了漫长而热烈的对论。时至初唐，官修史臣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无差别的总结概括，并将其条分缕析地纳入到舆服志中。总体而言，中古舆服志的修撰的发展，可以被概括为《独断》传统的形成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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