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我国经济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本土建构逐渐走入理论界及实务界的视野，从我国传统的企业犯罪中分离出来，成为督促现代企业合规运营、防范重大财产损失、生产安全事故，或规避国外政府和组织以不合规为由“卡脖子”的重要命题。此制度也可以降低企业因受严格处罚而面临的破产危机，给企业经营过程中留出“喘息的空间”，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秩序。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中国的本土化构建受到各界热议，以期在新发展形势下引导企业合规体系建设，给犯罪企业“二次生命”。 在我国已进行的改革试点中，各地采取了具有特殊性的实践，总结出的经验有待普遍化适用。在我国的法律当中正式引入企业合规不起诉这一制度、构建具有指导意义的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困境需要解决。主要问题包括:采用何种模式的合规不起诉路径、适用对象范围内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划分、企业类型的选择及分类标准、现行刑事法律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合规不起诉中的定位。 本文以最高检发布的4批共20件典型案例以及各地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为研究切入点，针对性剖析问题，并结合域外对比分析，于不同企业类型的改革实践中提炼普适价值，为我国继续推进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制度的本土化构建提出法律问题建议，包括合理划分企业与个人责任、在两种不起诉的并行模式下逐渐建立有区别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明确以企业为主体的认罪认罚几方面。并基于行业领域、企业规模大小、企业性质的不同视角，提出以企业为主体的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及本土化建构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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