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产生了变化，需要将基础放在内部条件，要尽可能多的凭借内部条件来推动经济发展。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旨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飞跃和量的合理增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意味着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建立一个全面的内需系统，我们需要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动态平衡，即需求拉动供给，同时供给又能够激发新的需求。通过发挥国内市场的主体作用，激发国内消费需求潜力。另外，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核心任务[1]。近年来，新经济业态以数字经济为核心迅速发展，为我国新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对经济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居民消费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这种发展也为我国经济带来了高质量增长的机遇。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及，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之后，“三农”工作的重心就发生了转移。在当下，数字经济作为影响范围最广、最具活力的新经济形态，展现出强劲的势头，有力地推动了居民消费的增长。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如何有效利用数字经济所释放的活力，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 本文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是怎样作用于农村居民消费的。首先，以绝对收入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理论为基础，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变量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影响。其次，在数字经济测度指标选择上，遵循全面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从三个维度建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体系，其中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熵值法对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然后，利用莫兰指数分析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之后确定个体-空间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另外，通过构建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产业结构升级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影响。最后，进行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结果显著。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到结果，数字经济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性;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并对相邻省份消费水平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各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差的数值还是比较显著的;从不同区域来看，比较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多分布在东部区域，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介效应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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