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前期府兵制背景下，军事法制涉及了军事立法和军事司法两个相联系的问题。 唐前期军事立法的历程较为漫长。唐高祖攻入关中后颁布所的“约法十二条”，是唐王朝最早的军事立法。此后，自武德七年唐律制定开始，唐代律令制国家逐步完备，军事立法作为重要部分，也逐渐形成了以律、令、格、式为基础，制敕、军令为补充的体系。这一体系在唐王朝维护军纪、惩治军人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唐前期以府兵制为基础的军事组织制度下，军队被分为非战时和战时两种状态，两者在负责机构和司法流程上均有所不同。当军队在出征或戍守时，主要由以军队主司为代表的战时军事司法体系，对战时军人进行管理，同时对相应犯罪案件进行判罚。在非战时，唐代府兵“寓兵于民”，又有着以州县为代表的非战时司法体系，对军人犯罪案件进行审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州县为代表的非战时体系享有军事司法权，但仍然需与折冲府等府兵管理机构进行联动，以保障相关案件的顺利解决。两套体系分别负责不同情况下的军人犯罪案件，并最终促进了军事法制的顺利执行。 唐代是身份制社会，军事法制的实施受身份、朝廷政风等要素的影响，难以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且在不同时期，受帝王性格、朝廷风气等的制约，军事法制实施也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态势。这种差异态势的出现，既从侧面反映了唐前期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也进一步印证了不同时期军事法制实施情况的差异。 研究唐前期的军事法制，并不能仅仅关注其中惩治军人犯罪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刑、民不分的法律背景下，唐前期军事法制中，必然也包括着优待和赏赐军人的相关规定。唐前期继承了北周以来奖励军功的理念，对于治下兵士往往会给予较高待遇。可以享受优厚待遇者主要有三大类，一类为普通的府兵以及他们所属兵户，一类为以军功获得勋位的勋官，还有一类则是以门荫入仕的卫官。上述三者虽然身份不同，但同属优待范围内。军事法制中对于上述三者优待制度的规定，无疑有助于维护军人群体的利益，促使其能够更好地投身行伍，为王朝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总体来看，唐前期军事法制，就是在军事立法与军事司法制度的相互配合下，共同促进军事法制实施的过程。这一过程以法律相互联结，为维护军纪、惩治军人犯罪作出了突出贡献。唐前期军事法制不仅体现了律令制国家依法治国的实质，还反映出了唐代军事法制在唐代军事中的重要作用。此外，虽然唐前期推行军事法制，但由于受到北朝系统以来重军功、重赏罚的国家理念的影响，作为军功阶级的军人群体，往往也可以享受到政治、法律和经济等诸多层面的优待。优待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袒特权阶级的情况，但这些优待制度的存在，有利地维护唐前期了军功阶级利益。 此外，唐前期所创立的军事法制。其中所蕴藏着制度内在变化要素，也为唐中后期的军事法制提供了变革的条件。虽然唐前期和唐中后期，王朝形势和军事组织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唐前期的军事法制，还有很大一部分仍旧在军队中使用，为维护军队秩序，惩治军事犯罪发挥着作用。从中不难看出，唐前期军事法制对于整个唐代的贡献，以及对于中古时期军事法制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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