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了解医务人员的出勤主义的现状，探究付出-回报失衡、抑郁症状以及组织支持感对医务人员出勤主义的影响，为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效能提供参考。 方法:2021年5月-8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对江苏省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共2760名医务人员进行面对面或线上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760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2491份，回收率达到90.25%。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特征（年龄、性别、地区、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职称、编制、行政职务及工作年限）、付出-回报失衡（付出-回报失衡问卷 Effort-Reward Imbalance, ERI ）、抑郁症状（中文版一般健康问卷 12-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GHQ-12 ）、组织支持感（简化版组织支持感量表 Survey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SPOS）、以及出勤主义行为（斯坦福大学出勤主义问卷中文版 The Stanford Presenteeism Scale, SPS-6）。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线性回归与Logistic回归对出勤主义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构建分层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付出-回报失衡、抑郁症状与出勤主义变量的关联与路径；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组织支持感对付出-回报失衡、抑郁症状与出勤主义之间的影响。 结果:本研究共调查2491名医务人员，其中有76.68%（1910/2491）的医务人员处于付出-回报失衡状态，有33.96%（846/2491）的医务人员拥有抑郁症状，出勤主义得分均数（标准差）为15.53±4.27，组织支持感得分均数（标准差）为36.23±8.53。 付出-回报失衡的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与年龄≤30岁的医务人员相比，年龄在51岁及以上的医务人员出现付出-回报失衡状态的风险降低了61.50%（OR=0.385, p＜0.01）；学历为硕士及以上的医务人员出现付出-回报失衡状态的风险是学历为大专及以下的医务人员的2.457倍（OR=2.457, p＜0.001）；与工作年限≤5年的医务人员相比，工作年限≥21年的医务人员出现付出-回报失衡状态的风险增加了114.80%（OR=2.148, p＜0.01）。 抑郁症状的线性回归分析表明，与付出-回报平衡相比，付出-回报失衡的医务人员抑郁症状的得分较高（β=0.989, 95%CI：0.789~1.179）；与年龄≤30岁的医务人员相比，31-40岁、41-50岁以及≥51岁的医务人员抑郁症状得分分别增加了0.315分、0.580分和0.711分（p均＜0.05）；与初级职称相比，拥有副高及正高职称的医务人员抑郁症状得分分别降低了0.373分和0.610分（p均＜0.05）；有编制的医务人员抑郁症状得分低于没有编制的医务人员（β=-0.255, 95%CI：-0.471~-0.040）。 出勤主义的线性回归分析表明，付出-回报失衡增加了医务人员的出勤主义（β=1.988, p＜0.001），有抑郁症状的医务人员比没有抑郁症状的医务人员更容易发生出勤主义（β=0.573, p＜0.001）。女性医务人员的出勤主义得分低于男性医务人员（β=-0.456, p＜0.05）；与苏南地区相比，苏中、苏北地区的医务人员出勤主义得分分别增加了0.679分（β=0.679, p＜0.01）和0.508分（β=0.508, p＜0.05 ）；与临床医师相比，行政人员的出勤主义得分显著降低了0.882分（β=-0.882, p＜0.001）；有行政职务的医务人员的出勤主义得分低于没有行政职务的医务人员（β=-0.848, p＜0.001）。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抑郁症状在付出-回报失衡与出勤主义之间起中介作用（间接效应：1.129，95%CI：0.905~1.358），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19.25%，付出-回报失衡增加了医务人员的抑郁症状，抑郁症状反过来增加了医务人员的出勤主义行为。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发现，在高组织支持感水平下，组织支持感不仅直接降低了医务人员的出勤主义行为，而且组织支持感缓冲了抑郁症状对出勤主义行为的影响。 结论:付出-回报失衡增加了医务人员的抑郁症状和出勤主义，抑郁症状增加了医务人员付出-回报失衡对出勤主义的影响，组织支持感缓冲了医务人员抑郁症状对出勤主义的影响。应该从医疗卫生管理部门、管理者和个体三个角度加强对医务人员出勤主义行为的预防与干预，以提高医务人员工作效率和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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