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数字信息化的不断提升，数字技术不断发展与完善，从移动互联网到人工智能、从区块链到大数据，数字经济已经不断发展为在当前经济中新型的发展态势。数字技术推动的数字化服务在贸易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对全球经贸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化时代下数字化服务如何发展、如何对贸易流量与规模产生影响是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数字化服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工业改革，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过渡，以及新的国际分工制度的形成，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国际市场中获取竞争优势，从而使得全球的贸易活动具备更高的效率。自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十国与中国不断进行经济贸易合作，东盟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移动互联网用户所占人口比重达到90%，能够提供促进数字化服务与生产的优质发展环境，同时因东盟各国存在经济差异明显、收入分布不均等状况，极具研究价值。因此，本文选择东盟十国作为样本数据，研究东盟数字化服务水平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客观测度各国的数字化服务水平，有利于推动自贸区稳定前进及贸易高层次发展。 首先，本文从数字化发展相关研究、数字化服务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以及关于双边贸易的实证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归纳梳理，为本文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其次，明确贸易发展相关理论，即国际贸易分工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和贸易便利化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数字化服务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数字化服务发展可通过减少贸易成本、扩大贸易市场以及技术溢出效应来推动贸易规模；再之，对研究对象——数字化服务水平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人力服务两个层面进行量化分析，根据测度结果发现东盟十国的数字化服务水平在2006-2020年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同时分析东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发展现状，通过商品贸易规模和商品贸易结构两方面阐述贸易发展状况。 本文选取东盟十国2006-2020年的面板数据，以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为被解释变量，东盟数字化服务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以东盟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额、与中国的距离成本、人口数量以及贸易开放度为控制变量，建立全面FGLS模型，来分析数字化服务水平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同时分解核心解释变量指标，并通过划分进出口贸易方向、国家收入差异两个方法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根据实证分析发现：东盟国家的数字化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有利于当地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规模，而数字化服务水平对贸易发展的影响也的确与贸易方向不同、地区的差异化有关。同时通过进一步细化研究，验证得出数字化服务水平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和技术溢出对双边贸易产生影响。 最后，本文提出了合作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共同加强人才培养和研发投入、增强数字化服务法律治理能力以及深化数字化服务合作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对策建议，为提升东盟数字化服务水平以及促进与中国双边贸易增长提供一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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