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晚清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折的时期，也是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端的时期。进入19世纪，西方国家用暴力打碎了中国的夷夏之辨，国人开始把中国放到世界格局中予以映照。以林则徐译报为源头，数十年中，包括新闻纸在内的西方物事通过翻译进入晚清中国，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内在之物。除了报人主笔、名家作手的堂皇议论之外，报刊的译稿篇章里也蕴藏着丰富的讯息，别有天地。晚清知识分子以“报译”的方式，向国人科普有关“世界”的知识，借东西洋人之口传布关乎启蒙的理念。这些新知启蒙着国人超越儒家经世传统，创造出一个新的思想论域，逐渐突破固有的习俗和偏见。然而一直以来，各种新闻史、报刊史对报刊早期占较大比重的译报缺乏专门详尽的探讨。事实上，晚清官方和民间有大量的人和报参与了译报，他们在借鉴西方的同时构建了自己特有的报刊话语、报刊实践与媒介认知，成为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些大量的人与报都值得系统深入地探讨。 本研究聚焦于我国近代早期报刊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译报，以基本史实为依据，从官方译报与民间译报两个层面梳理19世纪晚清译报活动的发生、发展脉络,分析译报的背景、人员、过程、内容及影响等。在传播文化学视角下，探讨晚清知识界如何从译报开始构建自己独有的报刊发展模式，如何实现信息的传送与散播以及信息的共享与沟通，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经验建构以及如何改变经验在其中得到理解和表达的社会形态。同时，从媒介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中国近代早期的新闻媒介与晚清社会的互动，分析在译报的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新知与启蒙的相互作用，也试图呈现晚清报界与全球传播体系的勾连与互动。本研究将汲取国内外有关晚清译报已有及最新研究成果，运用新闻学、传播学、翻译学等相关理论，采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及阅读史方法对晚清译报进行探讨。 第一章探讨的是19世纪早期的中报西译现象。19世纪的译报既包含了西报中译，也包含了中报西译，中西报刊互译之缘由、方式、作用都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而且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在华西人为了更好地完成他们来华的使命，翻译了中国的报纸和文学典籍。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我国之实尽输于人，中国形象也在翻译中被重构，一种新的“中国观”形成。晚清中国以天朝自居，视一切外国事物为“夷”务，在被动卷入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对“彼国之情”“懵然不觉”，亟需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本部分主要探讨19世纪上半叶《京报》英译的内容、策略及译者的“他者”文化心态。 第二章论述了晚清官方的译报活动。在近代早期，面对突然闯入的西方势力，知己知彼很重要，然而事实却是“我国之实，尽输于人，彼国之情，懵然不觉”，在中西交往中我国处处被动。面对时势的变易，敌我的强弱，晚清进步人士以翻译为媒介，带领国人看向世界，引进域外新知，以期挽救内忧外困之时局。晚清官方对西方的重视由林则徐译报开始，林、魏以后，翻译西方新闻纸成了沿海地方官员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后来更是成为“洋务”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新式报刊的正当性。本部分主要研究林、魏开创的译报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地方官员的译报、洋务时期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的译报活动以及驻外使节的译报制度。 第三章研究了晚清民间的译报活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偶有国人自办报刊，大都影响甚微。甲午中日战争被看作“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开端，战败签约，国家危亡可忧，进步人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办报高潮。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译报成为此时办报的一种重要方式。报刊倡导译报，译介新知，传播新理，以开通风气，变法维新，除了报刊聘请的专门译者外，许多社会人士也参与进来。“新报”在此时不再仅仅是“新知”,而是发挥着一种“新媒介”的作用。本章聚焦于近代史上第一次自主办报高潮时期影响较大的《时务报》和《国闻报》，探讨其译报的背景、人员、内容、影响等。 第四章分析了译报对晚清近代报业的启蒙。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报”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众多文明事物之一。译报引进的新知以及译报这一行为对晚清的报刊思想、报刊实践以及报人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晚清学人正是从译报开始，对“新闻纸”的认知由陌生到熟悉，构建了自己独有的报刊发展模式。译报把我国传统的“报”与外来的“新闻纸”对应地联系了起来，给国人提供了“新闻纸”可资参照的模板，开启了中国人办报的先声，客观上使中国报刊和新闻事业与世界接轨。在报刊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史上的“媒体精英”也初具雏形。 第五章探讨了译报新知对国人的启蒙。近代报刊报刊通过译报引进西学，进而建立新学，在个人前景和国家危机的双重失意中开辟了一个新世界，塑造了一种新的人格理想和世界认知。译介的新知新理在读者间同润共享，促成新旧知识资源的更替和思维方式的转换，使晚清国人的古典生活出现了“现代性”面向。本部分通过观察晚清世界知识进入中国历史的独特方式，探讨国人在中西话语互动中开展的因应世变的观念旅程，探讨译报对国人政治意识、移情能力及民族国家认同的培养。 启蒙是晚清译报得以发生的社会条件，而译报促进了启蒙，也是启蒙的一部分。在中西对抗中，晚清知识界从译报开始，开启了近代中国独特的报刊发展模式。从官场到民间，从“新知”到“新媒介”，译报与晚清中国的政治文化需求相结合，俨然形成了一种译报政治，诱发或促进了朝野的启蒙。在“挑战——回应”的模式中，晚清译报的启蒙也存在一些局限，一些移接过来的西方物事并未被国人完全消化，西方“文明等级”话语对国人世界观和知识结构产生的影响远不止是启蒙。启蒙报人苦苦追问和求索的诸如开民智、益国事、看世界等等话题，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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