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得益于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其正融入经济社会的各领域和全过程。数字经济为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创新路径，绿色发展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理念引领;数字赋能是旅游业提质升级的必然选择，旅游业规模的持续增长催生更多数字应用场景;绿色发展为旅游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旅游业则以其产业实践积极响应绿色发展。统筹协调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旅游业的多元互动关系对于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构建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旅游业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单指标量化-多指标综合-多准则集成”的综合评价法(SMI-P)分别测度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及八大经济区的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旅游业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三系统的协同发展水平，使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与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异与空间关联关系;最后，利用障碍度模型与Tobit模型对影响系统协同发展的内外部因素进行探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子系统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但区域间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现象;绿色发展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最高，但疫情造成的公共服务设施投资缩减使近两年发展速度有所放缓;旅游业以2019年为节点呈现出“先上升，后骤降”的发展趋势。沿海经济区的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山东在三个系统的评价中均位居前列，耦合协调水平相应较高，地区间存在显著的“马太效应”;中西部地区发展指数增速较快，存在地区间的“追赶效应”与“隧道效应”。 (2)由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旅游业造成严重影响，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旅游业三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呈现“先增后降”的态势;但耦合协调度的基尼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总体差异正不断缩小，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十年间的莫兰指数值均为正且呈波动上升趋势，表明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集聚效应渐趋增强，呈高-高、低-低集聚分布特征。 (3)从内部影响因素来看，疫情出现前软件业务收入、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是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旅游业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疫情出现后各省份第一障碍因子统一表现为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这与疫情影响下我国对出入关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从外部影响因素来看，疫情前后教育水平、消费能力、城镇化水平对三系统协同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市场环境、科技投入的作用程度在疫情影响下表现出阶段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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