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今世界处于全球治理时代，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以观念变革和实践创新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从历史纵向来看，中国当前有关全球治理的观念和实践是对先前历史时期不同阶段对外关系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具有一种新时代条件下的历史“飞跃性”。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及其主导国之间在全球治理理念、模式等基本问题上既有共识，也存在差异。中国对后者所持的滞后保守、竞争博弈观念和“去全球治理”行为持反对、抵制态度，并坚守全球主义价值、推动全球治理向正确方向发展，具有一种横向对比的“超越性”。总体来看，观念变革和实践创新始终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推动力。 本文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详细探讨中国如何通过观念变革和实践创新实现“飞跃性”和“超越性”来考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整个进程。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是如何理解中国当前的全球治理观念和实践对先前历史时期全球战略观念和实践具有历史“飞跃性”？这一“飞跃性”是否是对中国一贯坚持的观念和原则的继承和发展？二是如何理解中国全球治理观念和实践相比于全球治理体系主导观念和模式具有“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是否如一些国家认为的是对全球治理体系挑战的修正主义性质？进而，应如何认识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探讨“飞跃性”和“超越性”为两条主线，以“观念变革”和“实践创新”两个考察视角研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一是以过程追踪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全球战略观念和实践、全球治理观念和实践进行回顾和考察，归纳其内容、特征和表现，分析其形成和演化原因、规律，运用理论予以评估，以探求中国全球治理进程的发展脉络，从历史视野认识和解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飞跃性”。二是以比较研究方法，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置于整个世界历史和全球治理发展演进之中，考察不同历史阶段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中的观念、模式与中国全球治理观念、实践之间的关系，横向比较相同历史阶段中的中国与外部世界主流治理观念和模式的异同，以探求中国全球治理与世界的关系，从全球视野阐述和解释“超越性”。基于上述两个研究方向，本文主体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历史纵向考察，即一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全球治理时代中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全球战略基本观念和对外实践加以考察，梳理归纳其内容、特征和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对全球治理时代以后不同阶段中，中国全球治理观念和实践加以考察，探究其发展、创新、演进的具体过程。阐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飞跃性”。这一部分包含第二、三、四章，具体而言:正文第二章，分四节回顾、描述和分析“前”全球治理时代的中国全球战略观念和实践，包括安全观和安全治理、革命斗争观和斗争实践、现实理性观和灵活务实实践、和平发展观及其实践。第三章概括和评估中国初步进入全球治理时代后，如何以“韬光养晦”方针延续、护持和平发展观和改革开放实践以及“和谐世界”治理观和协调性实践的提出、内容和作用。第四章对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观念、实践和成就加以考察，探讨其如何对1992年之前全球战略观念和实践，以及“和谐世界”观与协调性实践实现继承和创新，体现“飞跃性”。 第二部分是横向比较研究，考察在全球治理时代不同阶段，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全球治理中心国家在治理观念和模式上的异同，评估二者的关系，探讨中国的全球治理是否因独具中国特色而与外部观念、模式完全异质化，回答中国是否因此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挑战者和修正主义者的疑问，最后，阐述和解释中国全球治理观念和实践如何体现“超越性”。首先以“政治思潮——全球治理模式”因果机制界定和划分全球治理阶段。其次是比较同一阶段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关系。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在新自由主义、世界主义、全球主义等思潮形塑的超国家治理模式中，中国如何习得全球治理观念、制度优势和机遇，与之形成同频共振的“共生”关系。二是21世纪初期至2016年前后，在国家（中心）主义形塑的大国协和共治全球治理模式中，中国如何以构建“和谐世界”治理观和协调性实践，维护全球治理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进程。三是2017年以来，在保守主义思潮形塑的大国竞争博弈治理模式中，中国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治理观反对、抵制错误思潮，以改革创新实践推动全球治理向正确方向发展。第二部分在文中为第五章。 第三部分是结论。本文基于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分析考察，得出三方面结论:一是中国近年来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为是在继承自身长期全球战略观念和实践基础上的创新发展，符合现实国情和国家利益，具有其历史“飞跃性”。二是近年来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主导观念之间的确存在着“坚持”还是“除去”全球治理，以及如何推进全球治理路径之争。相较而言，中国有关全球治理的观念、倡议和实践符合全球治理内在需求，具有“超越性”。但是这种超越不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挑战和修正，而恰是通过对滞后观念和实践的反制、纠偏，达到维护全球主义价值的目的。三是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是本体地位平等的施动者与结构关系。因此，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既要反对和抵制错误思潮和模式、规避其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符合全球治理价值的糟粕，又要学习和吸收符合世界潮流、满足全球治理需求的观念和模式，“延续”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有益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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