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社会发展与观念的进步，农村女性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与自我提升的机会。在此背景下，作为家庭决策的主要参与者与劳动力的重要组成，农村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广泛参与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还有利于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的提升。在劳动力市场的挤压与传统社会性别规范下，女性被更多的视为育儿责任的承担者，妇女返乡陪读成为更多农村家庭的选择。 本研究以P市D镇陪读中的农村妇女为例，基于社会性别视角，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在深入了解该镇陪读母亲群体的基础之上，分析陪读母亲做出陪读决策的教育因素与文化因素。根据面向对象的不同，将陪读情境中的母职实践划分为抚养实践、生活实践、教育实践、家庭实践四个方面，了解不同面向中母职实践的表现。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母职实践的内在逻辑，了解母职在个体取向、集体取向与二者混合效应之下的价值定位、行为表现与实践结果。 研究发现，第一，在个体取向支配下，陪读母亲们从“个体价值实践”和“为自己而活”的个人本位出发，运用科技带来的便捷与市场化的力量减轻传统义务劳动的强度，用务工经历筑牢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使自身在生活方式、角色规范和家庭权利结构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转变。第二，在集体取向支配下，母职实践以集体利益、家庭责任与性别角色之间的协商为出发点，通过“以工养学”的策略安排，达成家庭整体策略最优。但同时，集体取向下的母职实践在精神与劳动力上的高度投入之上为农村妇女带来了相当的负担，使之丧失了更多的个人发展机会，并进一步影响其终生的效能感。第三，农村妇女的母职实践既有个体取向下的一面，也有集体取向支配下的一面，更有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面。农村妇女在维护个人利益、权利与价值的同时，还会兼顾家庭及其他社会关系。同时，在个体取向与集体取向混合效应的影响下，农村妇女母职实践在陪读中、家庭关系上存在着性别张力、角色张力与制度张力。 社会流动经历的丰富与现代化的不断下沉使农村妇女受到了更多城市文化与个体化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们通过对命运式与标准化人生的思考和对传统母职实践中“利他主义”的反思，更加重视自主意识和自我的决定权，不断地对社会性别规范进行祛魅。尽管传统社会性别观念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前现代化与个体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妇女的自我发展提供了启示，母职实践范围的扩展使我们看到了更多属于农村妇女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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