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福柯的《词与物》作为福柯早期最为著名的哲学文本，可以说奠定了福柯早期甚至整个福柯哲学理论的主旋律。作为他整个“知识考古学”理论的起源,福柯通过详尽的论述过程宣布了作为传统形而上学主体的人类理性的死亡:在《词与物》中，福柯回顾了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伴随着理性主义哲学的崛起带来的认识论领域的巨大变革，解释了人类理性所拥有的整个综合认识能力并不是先天拥有的，而是在社会交往与教育中后天现成的。通过对以上事实的指证，传统的理性认识论在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的理论进攻下，遭到严重冲击:既然人类的认识能力跟人类的知识一样都是经过社会后天习得而来的，那么传统的人类认识论中先天就能够探究整个世界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类就不存在了。这就是福柯在《词与物》中引发的“人类之死”的思想地震。在《词与物》中，福柯瓦解了形而上学领域理性对于主体的束缚，通过对尼采“酒神伦理”和“日神伦理”之间的对立这一命题的继承和发扬在福柯自身理论内部宣告了理性主体的死亡，和基于“超人精神”之上“关注自我”的生存之美而形成的伦理主体的诞生。然而，在成功引发思想地震、为后现代哲学开辟了一条新的战场和阵地之后，福柯的《词与物》同时也造成了整个哲学社科领域最为严重的认识论思想危机，同时也在伦理学领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道德虚无主义危机。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就是盘点、总结福柯在《词与物》中对于自近代以来构建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理性主义认识论的解构过程，并综合辩证分析这种解构在伦理学领域所产生的各种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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