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公共文化设施作为承载民族精神与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逐渐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背景下的重点关注对象，其空间配置合理性对促进以人为本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及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许多地区公共文化设施分布存在配置不均和供需错位等问题。为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需要精准识别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缺失和服务不均衡区域，充分探讨公共文化设施空间分布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可达性是衡量公共服务配置合理性和公平性的重要指标，直接反映居民获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的容易程度。然而，当前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研究多基于居住人口需求探讨某一类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水平，忽略居民日常出行活动对公共文化设施需求的动态性，导致公共文化设施配置合理性评估的可靠性有限。因此，了解基于静态人口需求和基于动态人口需求计算的可达性之间的异同，有助于根据不同活动类型人群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提供更灵活准确的设施配置优化策略，然而，当前研究较少同时对基于静态人口和基于动态人口计算的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特征与差异进行探讨。 本研究综合手机信令数据、公共文化设施AOI数据、POI数据、公共交通站点数据、路网数据及房价数据等多源时空大数据，采用高斯移动两步搜索法（Gaussian-based2SFCA）、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基尼系数（GINI index）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别计算静态人口（居住人口和工作人口）和动态人口（工作日活动人口和非工作日活动人口）的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和公平性。其次，利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和时空地理加权模型（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TWR）分别对静态人口和动态人口的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建模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在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水平方面：基于4种活动类型人口需求计算的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水平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表现为基于非工作日活动人口的可达性＞基于工作日活动人口的可达性＞基于工作人口的可达性＞基于居住人口的可达性，但可达性空间分布特征相似。广州市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布规律呈现为城市中心高值区集中且范围广，边缘城区高值区零散且范围窄的特点。可达性水平较好的区域位于越秀区、天河区、海珠区等中心城区和花都区东北部、南沙区南部等部分边缘区域。从不同服务类别的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结果看，服务最不均衡的文化设施是科技馆，其次为美术馆和文化馆，可达性水平最均衡的文化设施为图书馆。 （2）在公共文化设施配置公平性方面：从公共文化设施资源配置的总体公平性看，不同分区间总体公平性程度均呈现出中心城区＞主要城区＞研究区＞边缘城区的递减特征，中心城区的公共文化设施配置最公平，而边缘城区的公共文化设施配置最不公平。基于活动人口的公共文化设施总体公平性的动态变化显示，总体公平性从早高峰-晚高峰-夜晚的变化表现为先变差后变好的趋势。从局部供需平衡结果看，多数格网单元匹配态势良好，但存在部分区域处于供需不匹配的状态。对于居住人口和可达性匹配结果，“需求高-供给低”的区域主要分布于白云区南岭村、太和镇和人和镇附近，花都区花都广场和狮岭镇附近，黄埔区南康新村附近，番禺区石基镇和职业技术学校附近；对于工作人口和可达性匹配结果，主要分布在花都区中部狮岭镇和部花都广场附近，白云区的南岭村附近。对于动态人口和可达性匹配结果，主要分布在花都区花都广场和狮岭镇附近，白云区白云国际机场、江高镇、南岭村、太和镇和人和镇附近，以及番禺区广州南站和钟村附近。 （3）在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影响因素分析方面：本研究发现对于静态人口数据，MGWR模型的拟合优度高于OLS和GWR模型；对于长时间面板的动态人口数据，同时考虑时间和空间效应的GTWR模型的拟合优度高于MGWR。模型结果发现：各因素对基于不同活动类型人口需求计算的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房价、道路连通度、距城市CBD距离对基于4类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均存在一定的影响。对于静态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房价的影响有正有负，而对于动态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房价均产生正向影响；道路连通度对静态和动态公共文化设施可达性均存在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但对动态可达性影响更显著；距城市CBD距离对静态可达性同时具有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正向影响主要分布在荔湾区及周围区域街道，而对动态可达性均产生负向影响。为改善居民获取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实现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的均等性，相关规划部门应综合考虑静态和动态人口需求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从公共交通服务、公共文化设施设置、房价管控、道路建设与土地开发等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制定灵活性和针对性的改善措施，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率，避免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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