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何理解我国的“三农问题”,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是摆在当代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难题。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以“一号文件”为抓手,对中央新世纪以来的“三农”政策做一个长时段的历时性梳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央对于“三农问题”的理解和定位。 为此,本研究围绕新世纪以来19份“一号文件”,构建出“政策工具-政策领域-政策时间”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扎根理论,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文本编码,将政策领域的内容归纳为“三大领域,十二类体系”,把政策工具的内容归纳为“三大类与九小类”,并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本研究发现,新世纪以来,我国“三农”政策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4年-2007年属于摸索阶段,2008年-2017年属于专项突破阶段,2018年-2022年属于综合发展阶段。表面上是因为在民族复兴的历程中,社会环境与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引起了“三农”政策的变化。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不断发展、完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因此在政策发展表现上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守正创新一直是中共党人所秉持的发展理念,在对政策演进规律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隐藏在政策发展变化背后不变的规律——“四个相结合”,究其实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在“三农”政策领域的显化。 本文认为,“三农”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在我国的“三农”政策体系中,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概念主体在横向上不断交融、纵向上持续扩延,一个超越传统认知的“大三农”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并围绕着“人民生活安康、国家安全稳定、民族复兴伟业”三条主线不断发展壮大。其背后蕴含的是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核心定位:“农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业问题”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农民问题”是民族复兴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