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世界各族文明对“爱”的普遍认同更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基石。王阳明“爱”思想既有继承传统儒家仁爱观的讲法，也体现了独特的心学特色:其融汇儒家仁爱观的“爱有差等”“施由亲始”“万物同体”等讲法,建立起一套“横向推己及人、从源初的家庭共同体而推爱普惠宇宙万物”“纵向贯通天人、将超越的天地之心与万物同体朗现为合宜具体的分殊之爱”的“十字打开”式架构。 对于“爱”思想的横向展开，王阳明的问题意识主要集中在对经验世界中的分殊之爱进行讨论，包括“爱在血缘家庭中的源初发生”“爱如何从血缘家庭扩展到公共生活”，以及爱的具体实践等问题: 对于爱在经验世界中发生学问题，王阳明将血缘家庭内部的孝爱情感，视为“爱”在经验世界中的最先朗现，并认为这一朗现有赖于“吾心之良知的昭明灵觉”与“经验维度中具体父子伦理的外感”的共同作用。王阳明认为，以孝爱做根的意义在于这种源初之爱是“诚爱恻怛”（爱之本体、本然形态）向现实场域的转化枢机与经验世界中培养爱人能力的首道场域。对于经验世界中的“爱”如何从血缘家庭扩展到公共生活，王阳明并未完全接续传统儒家“亲亲-仁民-爱物”这一逐层推扩的讲法，而是认为分殊之爱皆是良知面向具体场域的灵明显豁;而爱之所以能够不经由逐层推扩的进路而自然呈现合宜中正的状态，根本在于人类先验禀赋的良知在面向不同伦理关系时均能自然明觉“分殊之爱理”。对于“爱”思想的具体实践，王阳明采取“德-礼-法”三位一体的举措，通过兴办社学、推行《南赣乡约》、颁布《十家牌法》等方式，保证社会能长期保持安宁稳定，以此为和谐互爱的人际关系的生成奠定基础。 纵向上看，王阳明“爱”思想具有贯通天人的维度，这体现在其如如何处理“仁爱关系与工夫论问题”“从差等之爱到一体之仁”等问题: 在宋代理学“性体情用”架构下，仁与爱的关系广泛受到儒者讨论:程朱对韩愈“博爱之谓仁”多有批驳，认为仁是性体、爱是仁体发用，“以爱言仁”则是混淆性情体用的讲法。宋儒拒斥“以爱言仁”原因有二:性情体用之间的层级界限不可消弭;爱分属“四端”还是“七情”较为模糊，七情之爱有善有恶、并非仁性之发用。较之宋儒，王阳明认肯韩愈之说，其原因在于心学能自洽处理上述两点隐忧:首先，程朱强调性情体用的明晰界限，而阳明凸显仁爱关系的和合性，侧重仁与爱的“体用和合、即用显体”;其次，阳明不以“四端”“七情”区分情感的善恶性质，而是认为分殊之爱均是心体的即物感通，只要心体澄明、良知见在，爱之所发自然中正合宜而蕴仁体于其中。基于仁爱的和合与仁体的隐微，阳明更重视在已发之爱上察识调适;但这并不意味阳明忽略仁体一端，阳明本人多有体认明觉仁体，并于其中廓清病根以保心体澄明的工夫。面向仁体与爱用的不同工夫，也开启了浙中与江右两派对待仁爱关系的不同学旨。 对于爱如何从人伦日用朝向天地宇宙、万物同体，王阳明认为“万物一体”有两个维度:存有论维度万物关联共生的本然整体，以及人类与万物同体共感、自得和乐的理想境界。因此“从差等之爱进至一体之仁”实际上指的是经验世界中的个体如何契入与万物共生的本然状态。对此王阳明从心性论、宇宙论、感应论等维度来诠释“一体之爱”何以可能:心性论上的“心统仁孝”体现在王阳明认为仁与孝处于“本心本性”“仁孝一体”的关系，因此心体所发的孝爱情感便具有了无限生生推扩的属性。宇宙论维度的“一气流通”体现在王阳明承认宇宙中实存有生生不息、化育生物的“气”，其流通于物我之间、实现人与万物的情志互通。感应论维度的“感而遂通”体现在王阳明建构了“心-良知-物”的感通结构:仅靠心的认知功能仅能做到知物识物，无法达致万物与我并作的生生之化境，因此阳明引入良知作为触发心体感应与生生的枢机，通过自我觉醒来唤醒本然状态下与我共在的天地万物，因此人物均得以活泼泼地相互敞开与贯通，人之泛爱、恻隐等情感均可以没有障蔽地发用出来。 本文将“爱”定义为一种“其状态是诚挚深厚的、其依据在于依循所爱对象自身需求而非施爱主体的私欲、其效验在于凝合主客关系并使人类契入共同体生活以克服孤独感，并在爱的过程中开显成就对象的潜在价值”的情感与行为。以此为絜矩，王阳明“爱”思想的特点可概括为“感物遂通”“良知灵明”与“真诚恻怛”:“感物遂通”强调具体的爱产生于特定伦理场域中，是在“所爱对象”的外感刺激下爱才朗现出来;“良知灵明”意在说明分殊之爱理均涵摄于吾心良知之中，无需向外界孜孜以求;阳明以“真诚恻怛”为良知的情感向度，意在指出“爱”贯通了体与用、形上与形下、普遍与具体，初步显现出明中后期“情本”思想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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