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调查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水平、亲密关系水平和生活质量现状，分析三者之间的相关性，构建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进一步探究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的亲密关系在其二元应对和生活质量间的中介效应，为制定二元干预方案提供理论支持。方法：采用混合性研究。量性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选取满足纳入排除标准的就诊于乌鲁木齐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以及康复科的262对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和配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评估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利用二元应对量表、Lock-Walla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评价患者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能力、婚姻亲密关系水平和生活质量。采用SPSS2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描述，并运用AMOS24.0软件构建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质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运用访谈提纲对符合纳排标准的13对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进行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采用Colaizzi的现象学七步分析法对访谈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结果：量性研究结果：1.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得分分别为（114.16±16.17）和（114.52±15.96）；亲密关系得分分别为（101.84±24.63）和（100.42±23.09）；生活质量得分分别为（73.94±10.55）和（78.53±10.76），患者和配偶的二元应对总分、亲密关系总分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分低于其配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2.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得分、亲密关系得分以及生活质量得分间均存在显著相关（P＜0.01）。3.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与亲密关系、生活质量存在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P＜0.05）；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的亲密关系与生活质量存在主体效应（P＜0.05），不存在客体效应（P＞0.05）。4.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均可通过自身的亲密关系从而作用于自身的生活质量（β=0.082，95%CI=0.022~0.182和β=0.082，95%CI=0.013~0.187）；也可通过对方的亲密关系从而作用于对方的生活质量（β=0.053，95%CI=0.011~0.130和β=0.067，95%CI=0.018~0.149）。质性研究结果：通过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共确定了面临多重困难与挑战、疾病二元应对：适应疾病、渴望支持3个主题和14个亚主题。具体包括：（1）面临多重困难与挑战：包括负性心理体验、疾病知识缺乏、家庭经济负担、支持系统匮乏以及角色适应障碍5个亚主题。（2）疾病二元应对：适应疾病：包括共同积极面对、转变沟通方式、向下社会比较、寻求社会支持、制定人生目标、夫妻关系增加、疾病获益感增加7个亚主题。（3）渴望支持：包括亟需社会支持和亟需专业人员支持2个亚主题。结论：1.中青年脑卒中及其配偶二元应对、亲密关系和生活质量均处于中等水平，仍有提升的空间。2.在中青年脑卒中群体中，患者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亲密关系和生活质量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双方的生活质量不仅受到自身应对行为的直接影响，同时受到对方应对方式的交互影响，但二者的生活质量仅受到自身亲密关系水平的影响；无论患者还是配偶，他们的亲密关系都受自身和对方应对策略交互作用；患者和其配偶的二元应对方式均能通过亲密关系这一中介因素，以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两种路径影响他们自身和对方的生存质量。3.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其配偶在应对卒中事件过程中面临众多困难和挑战。临床工作者应开展以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夫妻为整体的二元干预，提升其疾病适应能力，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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