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脆弱性一词由来已久，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学科都运用这一概念开展相关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H.P.Minsky提出“金融脆弱性”假说，开辟了金融脆弱性研究的先河，此后学者们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并从区域、企业、金融机构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随着家庭这一社会经济部门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家庭金融脆弱性是指家庭财务状况应对和化解不确定性冲击的能力。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是始料未及的“黑天鹅”，世界各国经济遭受冲击普遍低迷甚至衰退，疫情的影响深刻而长远，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社会观念出现转变，家庭经济生活也悄然发生变化。提高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能力、抑制脆弱性的发生或加深成为热点话题和社会共识。其实，早在疫情带来负面影响之前，家庭金融脆弱性问题就已显现，并有加剧的趋势。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就将家庭金融风险纳入宏观金融稳定的参考指标；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有部分出现了较高的债务违约风险，处于破产边缘。家庭广泛而深刻地参与了金融活动，家庭金融风险成为宏观金融风险的重要部分，如何降低居民家庭金融脆弱性、有效防范系统金融风险值得深思。在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梳理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内涵，挖掘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因素十分必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形成机制，从而探讨制定抑制风险产生和深化的有效措施，并采取相应行动。在微观层面，增强家庭面对不确定冲击的抵抗力，可以改善家庭金融韧性，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增强居民安全感、幸福感，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在宏观层面，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是控制和化解社会整体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有利于维护金融体系长久稳定运行，推动打赢金融风险攻坚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拆除潜在威胁并打下坚实基础。 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社会形成了“人情社会”的独特特征，家庭作为社会的组成细胞，社会活动和经济行为深深嵌入在社会结构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使得源自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被创造性地引入其他领域问题的讨论，经济领域内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金融现象背后的非理性因素，但目前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研究仍然较少。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可以通过影响网络内成员间的信息传递、信任积累、示范模仿等对家庭金融行为发挥作用，从而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社会网络理论为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掌握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探寻更多化解金融风险的潜在方向和可行方案。所以，围绕社会网络和家庭金融脆弱性继续深入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文首先梳理和回顾了社会网络、家庭金融脆弱性领域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归纳了相关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网络会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假设：增强家庭社会网络有助于缓解其金融脆弱性，并且强社会网络是通过提高家庭金融素养、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进而缓解其金融脆弱性。为了验证假设，本文选择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运用有序Probit(OProbit)和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首先，以“逢年过节和红白喜事的礼金收支”测度家庭社会网络，从“过度负债”、“应急储备不足”两方面衡量家庭金融脆弱性，就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进行基准回归，并进行内生性检验；其次，分别检验了金融素养、金融市场参与在社会网络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中所发挥的效应；然后，将社会网络变量替换为通信支出分别检验基准回归结果和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最后，从教育程度、城乡、城市等级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强社会网络可以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克服内生性后结果仍保持显著；（2）金融素养、金融市场参与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强社会网络可以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素养、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减轻其金融脆弱性；（3）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教育程度、城乡、城市等级的差异，相比较来看，强社会网络更有助于缓解低教育程度家庭、农村家庭和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家庭的金融脆弱性。 所以，有关部门应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区，鼓励和引导居民理性构建社会网络，发挥家庭社会网络“信息桥”、“安全网”等功能。加大金融知识普及力度和金融教育投入，重视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提升；鼓励金融机构进行科学合理的金融创新，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以满足不同社会网络背景家庭的金融需求；提高金融可及性，总结发达地区发展经验，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给予农村和中小城市一定政策倾斜，缩小城乡和地区金融环境差距。健全金融市场监管，重视投资者风险教育，引导居民理性参与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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