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济犯罪是指，违反国家市场经济管理法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自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正式提出经济犯罪概念以来，经济犯罪研究的热度居高不下，汗牛充栋的学术成果和愈演愈烈的理论争议，彰显了经济犯罪理论研究的繁荣态势。然而，在司法实践中，面对层出不穷的经济犯罪疑难案件，关于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否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问题，同案异判的现象数见不鲜，如何统一司法裁判的尺度，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在理论上，围绕着该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仍显淡薄，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有效的智识支撑，仍然存在“如何认定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有无”“如何认定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严重”的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分四章进行阐述。 第一章“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认定分歧的成因”。本章旨在探讨现实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①造成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有无认定分歧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内涵理解的争议”；另一方面是因为司法实践中“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有无的认定标准缺失”，导致理论上形成了莫衷一是的争论。②造成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严重认定分歧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严重理解的争议”；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严重的认定标准不明”，对追诉标准的理解尚有争论。 第二章“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内涵之厘定”。本章旨在解决第一章“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内涵理解的争议”的问题。通过社会危害性的学术脉络梳理发现，将社会危害性解释为是对社会关系或法益的侵害，并没有本质差异。在逻辑上，都可以将其解构为受害主体与危害内容两个方面。①在受害主体方面，涉及的是“危害谁”的问题，需要判断经济犯罪的被害人。在刑法语境中，被害人应在规范层面予以阐释，属于法益的承载主体，体现为国家、社会、个人三种类型。现有理论中，经济犯罪“无被害人论”的观点不能成立。②在危害内容方面，涉及的是“危害什么”的问题。经济犯罪不仅表现为对经济秩序的侵害，而且还表现为对（经济性/非经济性）利益的侵害。在二者关系上，利益隐含于经济秩序之中，或明或暗地决定着经济秩序的建构；而经济秩序则以防火墙的形式防止隐藏背后的利益遭受侵害。经济秩序与利益作为危害内容的一体两面，违反经济秩序的行为必定会侵害某种利益。 第三章“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有无之认定”。本章旨在解决第一章“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有无的认定标准缺失”的问题。根据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内涵，其认定标准应当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规范属性，准确反映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危害谁→危害什么”的内部构造，正确揭示其侵害经济秩序和利益的危害内容。综合上述条件，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有无认定标准应属违法标准。同时，囿于前置法与保障法、一次法与二次法之间的法际关系以及《刑法》第96条的规定，应当将其限定为前置法中的“违反国家规定”标准。在刑法语境中，“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没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至于“违反国家规定”的判断，①在纵向规范层面：A.关于违反部门规章是否可以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的问题。根据授权依据不同，部门规章可以划分为创制性部门规章和解释性部门规章两种类型。当行为违反的是创制性部门规章时，因没有与之对应的“国家规定”存在，所以违反创制性部门规章不可以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当行为违反的是解释性部门规章时，在解释性部门规章不违反被解释规范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B.关于违反地方规定（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是否可以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的问题。根据授权依据不同，地方规定可以划分为先行性地方规定、执行性地方规定和变通性地方规定三种类型。违反先行性地方规定的行为不可以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违反执行性地方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违反变通性地方规定的行为，应视变通是对上位法调控范围的扩张还是缩小而定：违反前者的行为不可以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违反后者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②在横向规范层面：以前置法规范中是否具有刑事责任条款来界定“国家规定”所指向的具体规范，属于“重形式轻实质”的做法，不具有合理性。根据“法益同一规则”，在“利益→前置法上保护的法益→刑法上保护的法益”的法益生成脉络中，借助刑法规范与前置法规范之间的法益关联，可以迅速锁定前置法规范。 第四章“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严重之认定”。本章旨在解决第一章“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严重认定分歧”的问题。根据经济违法与经济犯罪的界分原理，“严重”是“违法程度严重”与“法益侵害程度严重”的统一，仅当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才能认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一般情形下，“违法程度”与“法益侵害程度”具有一致性，即“违法程度严重”也会“法益侵害程度严重”。特殊情形下，“违法程度”与“法益侵害程度”之间不具有一致性，即“违法程度严重”但“法益侵害程度轻微”。鉴于一般与特殊情形的存在，所以对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认定需要分情形而定。 具体到实践层面，①在“违法程度”与“法益侵害程度”具有一致性的一般情形中，经济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认定可简化为“违法程度严重”的判断，可依据追诉标准进行识别。针对追诉标准中“其他……”的兜底规定理解，依据类型化思维可以将其划分为情节兜底型规定、行为兜底型规定、结果兜底型规定三种不同类型。鉴于不同类型彼此之间的共性，应当以同质解释为共通性解释规则；鉴于不同类型彼此间的差异，应当分门别类地建构解释规则。②在“违法程度”与“法益侵害程度”不具有一致性的特殊情形中，难以像一般情形那样借助“违法程度严重”直接推导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结论，而是需要在“违法程度严重”基础上重点关注“法益侵害程度”。如果“违法程度严重”达到了追诉标准，但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并未严重侵害刑法规范背后所保护的“特定利益”，那么就不能认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 本文主要有以下几个创新点： 其一，重新解释了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内涵。首先，崭新提出了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认定应当遵从“受害主体→危害内容”的逻辑路径。其次，从“受害主体”和“危害内容”两个方面分别揭示其内涵。其中，在受害主体方面，纠正了有的经济犯罪“无被害人”的错误观点；在危害内容方面，建立了经济犯罪危害内容的二重性，即经济犯罪既侵害了经济秩序，又侵害了一定的（经济性/非经济性）利益，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性利益。 其二，崭新提出了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有无认定的实践标准。本文明确提出，在刑法语境中，应以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作为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有无判断的客观标准，克服了以往观点中潜在的主观性、非规范性、随意性的问题。针对困扰司法实践中“违反部门规章是否可以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和“违反地方规定是否可以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判断方法，即分类判断法。 其三，崭新提出了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严重认定的实践标准。本文在“量的差异论”指引下，明确指出经济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认定应从“量”上加以理解，并且崭新提出“量”是“违法程度”与“法益侵害程度”的统一。当“违法程度”与“法益侵害程度”具有一致性时，追诉标准是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对于追诉标准中的兜底规定，重新进行分类并分别建构解释规则。当“违法程度”与“法益侵害程度”不具有一致性时，不能单纯因为“违法程度”达到了追诉标准，就认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而应当重点关注特定犯罪所要求的“法益侵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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