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口是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石，而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对未来发展具有关键意义。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水平自1991年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之后，就一直在此水平下缓慢走低，持续了30多年的低生育率水平，人口或将面临长期负增长的压力；同时，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并对社会结构、家庭模式、人口老龄化等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国民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不仅构筑了未来生育行为的认知基石，更肩负着引领未来生育方向的重要使命。从古至今，家庭是生育的基本单位，承载着人类生存繁衍的重任，探究人口变化趋势也理应从家庭的变化入手。 本文旨在探究原生家庭同胞数量对育龄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结合文献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和2020年的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实证结果，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多角度多种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确保了实证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结果表明：（1）同胞数量对于生育行为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显示育龄个体的原生同胞数量越大，即兄弟姐妹越多的育龄个体首次生育年龄越早，生育行为越高，该结果在排除内生性的影响后更加凸显。这一结果说明同胞数量确实是影响生育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此结论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符合。（2）在异质性研究方面，发现相比于东部地区、城市地区、出生世代较晚、女性的育龄个体，非东部地区、农村地区和出生世代较早、男性的育龄个体的生育行为受原生同胞数量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3）生育动机是通过原生同胞数量影响生育行为的一大渠道。具体而言，家庭主义的个体生育动机会显著促进生育行为的提高，而消极主义的个体生育动机则会抑制生育行为；而同时，同胞数量与四类生育动机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4）养老负担是同胞数量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机制之一。随着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多，育龄个体的代际养老负担会下降，首次生育年龄提前，从而提升了生育行为。 本文的结果表明，在近年来中国人口生育行为的变迁中，家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原生同胞数量在影响青年生育行为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应该在充分考虑我国存在高占比的独生子女的特殊人口结构的前提下，针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城市与农村、年轻与年长、男性和女性等不同类别的育龄人群，制定各类差异化和普适性相结合的生育激励、福利政策，创造更友好的社会生育环境，使育龄个体拥有更强的生育动机与更轻的代际养老负担，进而促进生育行为的改善，实现社会的均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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