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前，我国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现象愈发严重，由家长教育焦虑所导致的军备竞赛式的家长教育投资和家长参与行为，在造成了教育不平等、破坏了教育生态的同时，使得学业竞争、升学竞争不断加剧，并愈发成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和减负难的重要原因。对此，国家出台的“双减”政策展开了系统治理工作，要求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同时大力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来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以减轻家长的教育焦虑。那么“双减”政策实施后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是否有所缓解？对此，本研究采取了混合研究方法。首先，通过访谈法对“双减”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进行了考察；其次，通过2021年和2022年两次问卷调查结果的对比，考察了“双减”前后南京市H中学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变化情况。以此来分析“双减”政策在缓解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上的成效和问题所在。 研究发现，虽然“双减”后家长“非常焦虑”的情绪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家长的教育焦虑情绪并未得到根本缓解。与此同时，不同背景的家长教育焦虑的变化存在差异。一方面，就不同成绩段而言，“双减”后成绩中下学生家长的各类型教育焦虑水平均有所上升，其中品行焦虑的上升幅度最大；成绩中等学生家长的品行焦虑水平显著上升；成绩中上学生家长的教育焦虑基本得到缓解，但未来发展焦虑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就不同年级而言，“双减”后初一年级家长的各类型教育焦虑水平均有所提高，高于初二、初三年级，其中品行焦虑显著上升；初二年级家长教育焦虑水平与此前基本持平；初三年级家长的品行焦虑水平有所上升。另外，就不同的中产阶层类型而言，“双减”后边缘中产阶层家长的学业焦虑水平有所下降但仍“比较焦虑”，未来发展焦虑、品行焦虑水平则有所提高；半核心中产阶层家长的品行焦虑有所上升；核心中产阶层家长的各类型教育焦虑水平均有所提高，其中品行焦虑上升幅度最大。 对于“双减”后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变化的原因，主要采用回归方程进行分析。首先，“双减”后升学竞争依然激烈是家长教育焦虑总体上无法得到根本缓解的关键原因；其次，不同背景的家长教育焦虑变化不同，原因在于受到“双减”政策影响程度和家长所采取的竞争策略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一方面，在不同成绩段上，“双减”后成绩中下的学生家长不仅关注学生成绩提高，同时开始尝试通过促进学生的品行发展来谋求在长远的未来发展竞争中取得优势；成绩中等的学生家长主要寄托于学生的品行发展；成绩中上的学生家长则更多关注未来发展和阶层流动，开始通过争夺优质的校外培训资源来拉大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在不同年级上，初一年级家长由于学生刚进入初中、处于学习的适应阶段，因此受到了“双减”政策更大的影响而导致教育焦虑总体上升幅度较大；初三年级家长则开始促进学生品行发展以更好地参与未来发展中的竞争，从而导致了品行焦虑水平的上升。另外，在不同中产阶层类型上，边缘中产阶层家长由于家庭资本相对较少而难以维持此前的教育投入水平，从而导致了家长的无力感和教育焦虑水平的上升，同时开始尝试发展学生品行的策略以谋求更好地参与未来发展中的竞争；半核心中产阶层家长将学生品行发展作为了未来发展中的竞争新策略；核心中产阶层家长则更多希望长期维持竞争优势和拉大阶层差距，从而导致了未来发展焦虑水平的上升，同时开始尝试未来发展上新的竞争策略，更加关注学生的品行发展。 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认为要在“双减”政策已有治理措施的基础上从以下四方面着手进行改革，首先需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满足学生和家长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其次，要健全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通过以学校为主阵地的家庭教育指导，来引导家长实施理性的教育参与和投资行为；同时，应进一步推动高中阶段教育实现普职融通发展，缓解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竞争压力；此后还需推动社会层面的变革，为教育阶段激烈升学竞争的缓解提供良好环境，从而使得“双减”政策能够更好地缓解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情绪，真正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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