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超过GDP的30%，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是共同富裕的最大痛点，究其原因，时空限制、资源约束和地方保护等是主要症结。数字经济依托数字平台和无所不在的互联网，能否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进共同富裕？进一步，如果数字经济能赋能共同富裕，影响机制如何？对于该方面的现有研究以理论定性分析居多，实证方面在测度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基础下，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大多在国家和省级层面。 基于此，本文参考相关文献构建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指标体系，选用31个省市的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三年宏观数据，并使用熵权法测度出数字经济综合指数，用36713个家庭样本的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三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与部分宏观数据，使用熵权法测度出共同富裕综合指数，然后构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模型，接着引入中介变量家庭创业和家庭理财，构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中介效应模型，根据测度出来的数字经济综合指数与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发现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为此接下来将31个省市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 研究发现：2016年-2020年我国各省市的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和各家庭样本的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均有所增长，但省际间和各样本家庭之间都存在明显差距。其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等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比较显著，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等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相对比较缓慢，可以发现提升显著的大多为中国东部地区，还有一些中部地区省市，提升较为缓慢的大多为中国西部和中部的省市；各家庭样本的共同富裕综合指数的标准差没有明显变化，即各家庭之间的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差距并没有缩小。基准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并且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有一部分是通过促进家庭创业与家庭理财实现的；此外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促进效果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省市促进效果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省市促进效果不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步伐，享受数字经济红利。要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加强人才培养、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加强政策引导、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和发展数字金融。（2）因地制宜，分地区采取适宜政策。各地区省市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出符合自身发展的数字经济政策。（3）鼓励人们创业与理财，推进共同富裕。政府和社会要营造良好创业和理财环境，建立创业和理财培训体系与机制，鼓励人们进行创业和理财，提高其创业和理财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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