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蜻蜓眼式玻璃珠指的是一种以眼睛图案为主要装饰纹饰的珠类饰品，这类珠饰起源于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古代埃及，约公元前五世纪传入东周王畿地区以及各诸侯国境内。蜻蜓眼式玻璃珠传入后，楚国工匠对这类珠饰进行了仿制，其装饰纹饰不断丰富，使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蜻蜓眼式玻璃珠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对于研究早期中西方贸易路线与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外来事物的文化吸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已发表的考古资料，结合古文献以及科技考古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境内出土蜻蜓眼式玻璃珠的类型与年代、来源与分布、使用方式与仿制生产进行讨论，进而探讨此类珠饰的传播与本土化过程。 从已有考古资料来看，东周时期蜻蜓眼式玻璃珠出土数量多，分布广，在王畿地区、较为重要的诸侯国领土范围内乃至周边其他部族生活的区域均有发现。秦汉时期蜻蜓眼式玻璃珠出土数量较东周时期明显减少，分布范围也发生了变化，秦代蜻蜓眼式玻璃珠主要出自关中、关东、江汉以及四川等地区，两汉时期只在内蒙古、广东、重庆、云南以及新疆等地区有零星发现。 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将蜻蜓眼式玻璃珠分为多层圆圈眼纹玻璃珠、单层圆环眼纹玻璃珠、梅花状眼纹玻璃珠和乳钉状眼纹玻璃珠四个类型，分别梳理每个类型的流行年代，根据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出土数量、类型的丰富程度、各类型所占比例的差异，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与发展过程可划分为春秋、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至秦代和两汉四个时期。 综合运用成分分析法与风格分析法追溯各类型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来源，确定其传播的起点，梳理各类型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分布情况，确定其传播的终点，进而结合古文献分时期对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中国境内传播的历史过程进行动态分析。中国境内发现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最早自西亚地区经欧亚草原路传入了新疆地区，至春秋晚期由新疆地区向中原文化区扩散。春秋战国之交，由中原文化区进一步向齐鲁文化区和楚文化区扩散，传入楚国之后很快引发了当地工匠的仿制。至战国时期，外来蜻蜓眼式玻璃珠进一步在中国境内传播，楚国仿制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大量扩散到了川渝地区和关中平原地区，反映了楚人在该时期与巴人、秦人的密切来往。两汉时期，云南地区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存在自印度传入的可能性，其他地区发现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应是战国时期楚国生产的蜻蜓眼式玻璃珠进一步扩散的结果。 从使用情况来看，蜻蜓眼式玻璃珠有作为串饰随葬、作为单颗珠饰随葬和镶嵌于其他器物上用作装饰三种使用方式，使用者多为上层贵族。此类珠饰在春秋战国时期深受上层贵族的喜爱，逐渐成为了他们彰显身份地位的珍贵装饰品，使用方式的变化则反映了蜻蜓眼式玻璃珠在本土化过程中原有护身符功能的消失与装饰功能的增强。从仿制情况来看，掌握了玻璃生产技术的楚国工匠将此类外来珠饰与本土艺术风格和审美观念相结合，创造出了“斜眼”多层圆圈眼纹、凸起型单层圆环眼纹、蜻蜓眼纹与其他几何纹组合等新的装饰方式，尚未掌握玻璃生产技术的地区则创造性地发明了仿蜻蜓眼式陶、石、骨、木珠，体现出了中国本土文化面对外来事物的非凡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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