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模式，包容性绿色增长兼顾了增长、绿色、协调和民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转型方向。然而，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仍然伴随着“不绿色”和“不包容”的问题，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加剧了城市的“拥挤效应”。智慧城市试点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尝试，能否推动现有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向包容性绿色增长转型？在此背景下，基于我国2009年到2021年271个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面板数据，在充分理解包容性绿色增长和智慧城市试点的概念基础上，探讨智慧城市试点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对于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研究我国智慧城市试点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效应。首先，在现有智慧城市发展和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研究基础上，对两者的概念进行界定，从理论层面论述智慧城市试点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及经济增长、城乡协调、福利普惠和绿色生活四个子维度的影响。其次，基于可得性、可解释性、间接性和典型性四大原则，并结合我国发展现状，从经济增长、城乡协调、福利普惠和绿色生活四个维度选取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度指标，并采用定基极差熵权法进行测度，研究代表性城市以及四大区位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和空间特征。再次，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探析智慧城市试点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构建空间三重差分模型、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政策效应的区位、城市规模、资源型城市和创业活跃度的异质性特征；构建空间阈值函数研究政策溢出效应边界，对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分解来研究试点城市对邻近试点城市和邻近非试点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异质性特征。最后，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为推动我国政策发展、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提出相关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四点。（1）采用定基极差熵权法对我国包容性绿色增长进行测度，发现我国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递减格局。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为区域间差异，并且“中部-西部”差异最明显。空间集聚特征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呈“高-高”集聚，中部地区呈“低-低”集聚，西部地区呈“高-低”集聚。（2）智慧城市试点对我国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平行趋势检验通过，并表明政策效应逐渐增强。这一结论通过了更换核心解释变量、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控制同期干扰政策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GMM估计的内生性处理。进一步对子维度的研究表明，政策试点对经济增长、城乡协调、福利普惠和绿色生活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对福利普惠的影响较弱。（3）智慧城市试点对邻近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空间平行趋势检验表明溢出效应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这一结论通过了更改被解释变量测度方法、更换空间权重矩阵、控制同期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且政策试点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福利普惠和绿色生活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对邻近城市城乡协调的影响显著为负。（4）异质性研究表明，政策试点具有显著的区位、城市规模、资源型城市和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异质性特征；空间衰减效应表明，智慧城市试点的空间溢出效应在250km范围内有效；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能够显著促进邻近试点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但对邻近非试点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整体的政策效应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扩展了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研究。第二，将包容性绿色增长测度扩展到地级市层面，并且结合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涵、现有研究基础和中国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相应指标体系。第三，在研究智慧城市试点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直接影响基础上，进一步对城市区位、城市等级、资源型城市和创新活跃度四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构建距离衰减矩阵研究空间距离效应，对矩阵进行试点和非试点的分解研究空间溢出的异质性特征，对研究视角进行了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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