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直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但是，最近几年由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有所减缓，原因就在于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是出口大国，但并非出口强国，其主要特征就是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有待提高。并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许多传统行业与数字技术结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就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的相互结合，数字普惠金融凭借着与智能技术结合的强大优势，能够为往往被传统金融所忽视的中小企业提供普惠的金融服务，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发展自身提供助力。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并且与模仿学习相比，自主进行技术创新更能实现有效利用自身资源要素，通过形成具有特色优势的竞争优势，而技术创新水平的进步也意味着传统金融与数字结合也会更加紧密、深入，更有利于发挥数字金融的普惠服务作用。理论上来说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的不断发展均能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然而，数字普惠金融的二级指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鲜有学者研究。因此，本文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研究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对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问题的研究重心在于对理论机制的分析以及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对理论进行验证。全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在理论层面上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探讨了其间接影响的路径与机制，从而全面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综合作用提出相应假设；其次，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数字普惠金融以及技术创新水平进行现状分析，并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技术创新与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线性拟合分析；最后，通过hausmann两步法选择相应基准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本文研究假设，并通过稳健性检验验证本文结论合理性。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2011—2020年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时间特征变化趋势整体为上升变化的趋势，但基于我国经济带划分的地区发展存在差异，其主要空间特征表现为东高西低；（2）2011—2020年，我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随时间的变化保持增长态势，在地域方面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特点，且近两年增速有所放缓；（3）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通过技术创新间接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4）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地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东部次之。 基于本文理论分析部分以及实证研究的分析结论，本文提出我国应当加快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持续强化发展技术创新发展等建议，该举措的主要目的在于高效地提升我国出口技术的复杂度，从而推动出口贸易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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