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不孕症患者益处发现水平的现状，探索其影响因素，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希望水平、社会支持、疾病感知、应对方式对于益处发现的作用路径，从而为帮助医护人员更快、更高效地实施个性化的积极护理干预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于2022年11月至2023年11月在兰州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的456例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调查工具包括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益处发现量表（Benefit-Finding Scale，BFS）、Herth希望量表（Herth hope index，HHI）、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简易疾病感知量表（Brief 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 BIPQ）、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运用Epidata3.1软件录入数据后，使用SPSS25.0软件中描述性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了解不孕症患者的益处发现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使用AMOS26.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影响因素对益处发现的具体作用路径。 结果: （1）不孕症患者益处发现总分为（69.90±14.72）分，各个维度的均分由高至低分别为：家庭关系维度（3.46±0.91）分，健康行为维度（3.37±0.91）分，社会关系维度（3.30±0.79）分，接受维度（3.15±0.85）分，个人成长维度（3.06±0.77）分，世界观维度（3.03±0.79）分。 （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孕症患者在年龄、居住地、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类型、生育状况、不孕年限、初次诊断为不孕症的益处发现得分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孕症患者益处发现与希望水平、社会支持、积极应对呈正相关（P＜0.05）；与疾病感知呈负相关（P＜0.05）。 （4）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良好（?2/df=2.508，RMSEA=0.058，GFI=0.948， AGFI=0.923，NFI=0.943，RFI=0.926，IFI=0.965，TLI=0.954，CFI=0.964）。直接效应显示希望水平、积极应对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益处发现（β=0.364，P＜0.001；β=0.463，P=0.001）；疾病感知可以显著负向预测益处发现（β=-0.178，P=0.001）；希望水平还可以通过疾病感知、积极应对的多重中介作用对益处发现产生影响，总的中介效应为0.391，占希望水平对益处发现总效应的23.6%；社会支持→益处发现的路径未达到显著水平（P=0.072），但社会支持可以通过积极应对中介作用对益处发现产生影响，是完全中介效应。具体中介效应影响路径包括以下4条：路径①希望水平→疾病感知→益处发现，中介效应为0.132；路径②希望水平→积极应对→益处发现，中介效应为0.234；路径③希望水平→疾病感知→积极应对→益处发现，中介效应为0.025；路径④社会支持→积极应对→益处发现，中介效应为0.168。 结论: （1）不孕症患者益处发现总体处于中等水平，有发现益处的能力，但总体而言还有待提高，医护人员应重视患者的正性心理感受。 （2）年龄、居住地、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类型、生育状况、不孕年限、初次诊断为不孕症是不孕症患者益处发现的影响因素。表明医护人员应重点识别相关因素益处发现水平比较低的患者，进而提供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积极心理支持，以增强不孕症患者的益处发现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 （3）希望水平、社会支持、疾病感知、积极应对可以直接或间接预测不孕症患者益处发现。建议医护人员应关注提高患者的希望水平，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疾病认知，减轻心理压力，完善患者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以帮助她们更好地积极应对疾病，进而提高治疗效果，提高益处发现水平，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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