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说诗方法自孟子提出以后，其含义伴随着诗经的研究与接受和文学批评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首先，孟子提出这一说诗方法是在《诗三百》的形态与功用发生以声为用至于以义为用的转变之后。 现存最早的解释在赵岐《孟子章句》中，将“文”解为文采，做出的解释应是较为符合孟子原意的，这一点也可以在王充《论衡·艺增》、刘勰《文心雕龙·夸饰》中找到作佐证，体现这一时期对于文学的审美特性认识的提高。 两宋以后朱熹等理学家将这一说诗方法落于实践，“诗意逆志”用于治诗，将“文”解为“文字”作出“不以一字害一句之意，不以一句害设辞之志”的解释，既是基于这一时期“文”字字义发生的变化，也是宋学治诗自觉与汉学主文字训诂的方法相区别的结果。 明清时期又将原本属于“尚友”命题的“知人论世”说与以意逆志说相结合，作为反对宋儒去序言诗的理论支撑，而考察这种方法，实际可能是“以史证诗”。 至于西学东渐，文学批评史与阐释学的学科在外来观念的指导下建立，关于“以意逆志”的讨论与西方阐释学相结合，讨论“意”的归属问题，把“意”归于读者、作品、作者等，形成了不同的阐释中心。 在对以意逆志说的历史嬗变进行考察之后，尝试对这一方法的原貌进行揭示——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其实是先秦诸子时期实用主义文学观的体现，与孔子之“绘事后素”、墨家之“不以文害用”、庄子之“得意忘言”之说同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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