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必大是典型的集官僚、学者、文人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因而他的文学创作也有着显着鲜明的士大夫色彩。他得到君主赏识的同时又被士子们竞相模仿。他为宦多年，文章写作多以应用性文字为主，在讲求实用的同吋，兼具思想性与文学性。他的时文成为科举典范，并且一直持续影响公文创作。这当然与他执政者的身份密不可分，可其中的文学性因素也同样要纳入考虑。他身处文章变革时代，也认识到时文的弊端，并以古文之法补救之。他的公文以制诰表启为主，多以四六写就，继承荆公派特色的同时兼具众家之长。此外，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事往来应用之文，多以散文写就，属于传统古文范畴。其中尤以碑志之文闻名，“四方碑板，多以属公”，可见其笔力遒劲。他的诗歌创作也是各种文学思想的碰撞汇聚产生的火花。本文重点比对诗歌创作的特殊节点，着眼于由于他的身份特点与人生经历，同时也对诗歌写作技巧补充分析。不过，他并非一流的诗歌大家，在诗歌创作中仍存在弊病，其中文章的四六习气对诗歌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他也没有系统的文学观点和文学思想论述，大多散见于诗歌及文章中。总体而言，他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士大夫文统，坚守道德节操、践履文行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以文章与事业共同成就期许自我。他的“诗穷观”，彰显身份意识以及展现出他的文学偏好。他创作思想的关键为“学”“气”“才”，本文抓住重“学”要素及诗歌重“才”，重新梳理三者之间的两两关系。本文最后考察的是周必大对北宋文学发展的宏观认知，这也是他文学发展观的体现。身为南宋人的周必大，他对于北宋文学史的叙述明显带有政治色彩，也不可能完全跳脱时代的桎梏。但恰恰因为南宋的特殊时间点，置身于风云变幻的时代旋涡中的周必大得以接近回望这段历史，并用他敏锐的文学嗅觉进行宏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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