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当前阶段，中国面临着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现实需求。但“中国制造”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面临着“失语就要挨骂”的困境。 《纽约时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制造”的认知。本文从批判性话语分析视角出发，以《纽约时报》2013年到2022年对中国制造的报道为语料库，对《纽约时报》在建构中国制造形象过程中的话语体系，以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运作规律进行分析。以期回答《纽约时报》建构了何种以及如何建构中国制造形象，所建构的中国制造形象又隐喻了何种中国形象。 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对中国制造的报道并不是均匀分布的，结合报道数量、行业分布、报道倾向以及文本实践，本文将中国制造相关报道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2013-2016）为“快速崛起的普通装配工厂”；第二阶段（2017-2019）为“深陷贸易战泥潭的中国制造”；第三阶段（2020-2022）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中国制造”。通过对相关报道的话语实践进行分析发现，《纽约时报》在消息来源上主要选择了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跨国企业和普通民众。在转述方式上，主要采用了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在话语生成上，主要依赖“产品质量、人权发展、商业竞争、技术革新”四个议题。在社会实践层面进行分析发现：经济上，中美两国存在非对称依赖，其中美国占据优势地位；在政治上，中美两国的矛盾是守成霸权国家与新兴发展国家对抗的结果，难以调和；在文化上，以基督教文化为内核的美国文化先天具有排他性。 通过构建三维隐喻体系，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系统分析发现：第一阶段（2013-2016）的元隐喻为“落后的追逐者”，第二阶段（2017-2019）为“规则的破坏者”，第三阶段（2020-2022）为“危险的竞争者”。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讲好中国制造故事，传播好中国国家形象”的策略。包括凝聚传播主体，增加传播声量；细分利益群体，精准定位受众；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阐释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做好科学传播，强化科技报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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