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社会文化理念不断深化、求职者教育水平持续攀升，组织和企业不仅追求提高效率，更致力于实现管理的人性化，以回应时代的召唤。与此同时，求职者们也在寻觅那些能够提供深度同理心、个性化关怀以及团队协作精神的领导者。服务型领导，这一将员工福祉置于优先地位、以服务他人为主要动机的领导方式，因其正面的影响力而受到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瞩目。以往关于服务型领导的研究，大多从单方面论证其对员工工作态度、行为和绩效的正面影响或对领导者自身的负面影响，而较少将两种不同的作用效果进行整合分析，近几年，虽然有少量研究关注到服务型领导可能在具有人文情怀的同时也具有局限性，但对于其形成矛盾境遇的机理还需要进一步揭示，因此，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和社会认知理论，从整合视角出发，探究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双刃剑效应，引入了公民压力和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并将儒家传统价值观视为调节变量，深入分析有效发挥服务型领导效能的边界条件。 通过梳理总结现有研究构建模型并提出假设，选取成熟量表进行调研收集所需数据，使用SPSS25.0和AMOS26.0统计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公民压力和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服务型领导和工作幸福感的关系中均起中介作用；（2）工作场所儒家传统价值观在服务型领导和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3）工作场所儒家传统价值观在服务型领导和公民压力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4）工作场所儒家传统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服务型领导和工作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5）服务型领导可以通过公民压力和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对工作幸福感产生双重影响。 本研究以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和社会认知理论为依据，探讨分析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并拓展了这一影响机制的边界条件，有助于梳理服务型领导如何影响员工幸福感的脉络。同时有利于帮助领导者更深入地理解服务型领导的本质和内涵，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服务”下属的尺度和方式，从而最大化服务型领导的效能，为组织带来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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