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90年 6月，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南部地区爆发吉乌两族的暴力冲突，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导致吉乌两族关系进一步恶化。此次民族冲突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首先，吉乌两族糟糕的历史记忆是民族矛盾产生和激化的基础。自19世纪起，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因文化差异开始形成初步的民族认同，长期的族际争斗使两族产生了对立的刻板印象。20世纪 20-30年代，苏联在中亚地区进行民族划界，乌兹别克人聚居的奥什地区被划归吉尔吉斯共和国，当地乌兹别克人的政治地位下降。伴随城市化进程，大量吉尔吉斯人从北部迁往南部，从乡镇流入城市，挤压了乌兹别克人的生存空间，双方对立的历史记忆进一步强化。 其次，吉乌两族在政治、经济领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随着苏联经济下行而不断强化，民族关系在这种形势下恶化。吉尔吉斯共和国南部存在一种族际间非对称的政治、经济平衡，即乌兹别克人较为富有但政治地位较低，吉尔吉斯人占据大部分政府机关职位但相对贫穷，这种非对称平衡是导致两族冲突爆发的根本因素。在这种非对称平衡的格局下，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分别产生基于相对贫穷的“贪婪”和对政治排斥的“不满”，最终通过暴力冲突的方式表达不满，并希望通过冲突实现本族的经济或政治诉求。 再次，苏联政府对民族问题的误判、吉尔吉斯共和国南部当地政府处理民族问题能力不足是导致吉乌两族矛盾不断升级的重要因素。苏联政府对待民族问题并没有做到实事求是，而是过于乐观地认为苏联已彻底解决了民族问题，将民族矛盾当作阶级矛盾处理，这只是暂时掩盖了民族问题。而吉尔吉斯共和国南部当地政府在处理民族问题过程中不够谨慎，朝令夕改，激化了两族的对立情绪。 最后，民族组织和媒体对冲突的爆发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之后，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的民族组织出现，并且围绕住房建设用地提出了各自的利益诉求，针锋相对，成为导致民族冲突爆发的直接诱因。媒体对民族组织行动进行夸大的不实报道，进一步煽动起两族对立的情绪。 总之，吉尔吉斯共和国南部民族冲突的爆发是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吉乌两族对自身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满是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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