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英国小说中可供研究的社会现象众多，“资助”(patronage)即是其中一个常见的话题。在资助关系中，提供资助的一方是恩主、恩人、资助人、施惠者或保护人(patron/benefactor/benefactress),接受资助的一方是受恩者、受助人、受惠者或被保护人(client/protégé/protégée)。资助关系常发生在两个身份地位并不对等的人之间，两者通常各取所需，地位高的恩主给地位低的受恩者提供帮助和保护，而受恩者则向恩主表达敬意、提供服务。这种社会现象常常出现在英国小说中，成了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和作家意欲表达的重要主题之一，因而值得深入地研究。本文选取六部19世纪英国小说，即查尔斯·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远大前程》、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的《名利场》、玛丽亚·埃奇沃斯的《庇护关系》和本杰明·迪斯雷利的《康宁斯比》，从家庭、阶级和政治三个维度来考察资助关系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和建构作用。之所以选这六本小说，首先是因为《雾都孤儿》和《简·爱》中的亲情庇佑情节明显，且主人公都是孤儿，但两者建构家庭的路径却不同，小说反映的家庭伦理观念也不同，因此将二者作为第二章的文本。其次，《名利场》和《远大前程》中的财产资助和主人公的阶级跃升目的都较为明显，但作家表达的道德观念和阶级批判立场并不相同，因此将二者选为第三章的文本。最后，《庇护关系》和《康宁斯比》都涉及了政治庇护，并且分别侧重政治庇护的两种形式，即“赐官制”和“政党分赃制”，且作者表达的应对态度和应对方法不同，因此可以将二者作为第四章的文本。这样既可以做对比研究，又可以较为完整地论述资助关系的不同形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进而全面地展开该主题的文学批评。 除绪论和结论外，论文主体共有四章。 第一章概述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资助现象，包括资助关系的概念与特性、缘起与发展历程以及小说中的三种资助形态。 第二章从家庭的维度解析《雾都孤儿》和《简·爱》两部小说中的亲情资助关系对家庭秩序的影响。第一节首先从流浪汉小说体裁出发，探索《雾都孤儿》中的流浪汉与恩主的渊源，解读狄更斯在孤儿流浪情节中透露出的制度批判、恩主在孤儿家庭建构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探究狄更斯超越时代的自由婚姻观和企图将私生子合法化的家庭伦理观念。第二节探讨简·爱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待资助关系的不同态度，解析《简·爱》中反家长制的叙事话语、简·爱因何顺应父权秩序而实现阶级流动以及简·爱如何利用资助关系建构自己的家庭，指出简·爱并非是一个叛逆的女权主义者，而是父权秩序的受益者和同谋。通过对比两部小说，可以发现二者呈现的亲情资助形式和家庭建构模式不同，但都为孤儿的家庭重构提供了路径，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二者呈现出的亲情资助和家庭建构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局限于父权制家庭、受制于资产阶级偏见、带有殖民暴力印记等。 第三章从阶级秩序的维度探析《名利场》和《远大前程》中的财产资助在阶级关系中的间接建构作用。第一节首先解读利蓓加如何利用财产资助关系实现阶级跃升，探究资助关系中的贵族崇拜意识与阶级建构目的，指出萨克雷对贵族崇拜的批判以及与之相对的祛魅办法，即提倡一种“社会平等”理念。第二节主要挖掘《远大前程》中的财产资助背后的阶级跃升目的，即对传统绅士阶层的向往与挑战，审视底层资助失败的社会原因，指出狄更斯通过道德清白来实现阶级建构的态度消弭了原本激烈的阶级冲突，这背后折射出一种针对社会底层的阶级偏见。通过对比这两部小说，可以发现资助关系为主人公提供了一种社会流动机制，不仅帮助个体实现阶级跃升，还有利于社会整体阶级关系的间接结构化，为社会底层的人提供一种“政治安全阀”，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在这两部小说中，资助关系的践行者，即利蓓加和皮普已在无意识中充当了等级制度的同谋，因此他们无法通过资助关系来实现真正的阶级平等。小说中的资助关系对于等级制度并不构成任何威胁，反而是对等级制度的极度认可。利蓓加和皮普的目的是企图在等级制度内部，在认同等级制度的前提下实现阶级跃升。这是底层民众对等级制社会现实无可奈何的接受。这并不能帮助底层民众从根本上获取人格的平等与独立，更无法实现对等级制度的超越，正如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起来。 第四章从政治秩序的维度研究《庇护关系》和《康宁斯比》中的政治庇护形式，即“赐官制”和“政党分赃制”之于文官制度和政党政治的重要性与建构作用。第一节考察埃奇沃斯对政治庇护的具体形式之“赐官制”的批判，“赐官制”作为一种“私人的利”却带来了“公共的恶”。埃奇沃斯对待“赐官制”泛滥的解决办法不是改革，而是诉诸于道德教诲，这大大减轻了她的批判力度。第二节探究《康宁斯比》对政治庇护的具体形式之“政党分赃制”的批判，迪斯雷利严厉批判这类“庇护型”政党政治，同时提出“反对党”的重要性，并寄希望于负责的政府和有信仰的青年英格兰人来建立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迪斯雷利的这种“反庇护主义”的政治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新保守主义”思想的萌芽。纵观《庇护关系》和《康宁斯比》两部小说，可以发现小说中的政治庇护之于英国的政治秩序有利有弊。一方面，政治庇护利于国家政体的稳定和政党的初步发展。从国家政体的角度来说，如同古希腊具有等级秩序特色的“优良秩序”，小说中的政治庇护维系的是英国等级制度中的“优良秩序”，尤其是位于等级制度金字塔尖的王权和君主立宪制度。政治庇护践行了一种“等级化正义”，这对于巩固国家之根本的政体稳定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从现代正义和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两部小说中的政治庇护严重损坏了公共生活的平等与正义，在政党内部的政治庇护泛滥则容易造成政党腐败和权力的滥用，不利于现代政党的持续发展，不利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两部小说中的政治庇护所建构的政治秩序是依靠私人关系的古老政治秩序，与现代以公共利益和法治为基础的新政治秩序相冲突。如何处理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的关系是关乎社会稳定的重要议题。在这一点上，迪斯雷利似乎比埃奇沃斯更具有改革精神。在看到了庇护关系之于社会秩序的弊端之后，埃奇沃斯仅仅寄希望于道德教诲，而迪斯雷利则寄希望于政党的改革。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指出，19世纪英国小说呈现出的资助关系是一种目的论的、“依附主义”交往行为模式。它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既受到19世纪保守主义的英国人的偏爱，又遭受众多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的批判。小说中的资助关系对英国社会秩序的裨益如同古希腊具有等级秩序特色的“优良秩序”，它维系的是一种“等级化正义”。随着时代的发展，“等级化正义”逐步向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正义观转变。在现代文明的潮流中，资助关系逐渐式微。以资助关系为视角探究19世纪的英国小说，不仅可望帮助读者了解英国人的交往行为模式和背后的“依附主义”思想，还能窥探其对英国社会秩序的建构作用，以及文本内外的英国人如何应对传统文化、新兴文化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我们研究英国文学提供一个新的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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