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淮南王刘安面对汉初重黄老的政治氛围，结合自身复杂的政治处境，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政治目的，选择召集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并在书中坚持主张“身国同治”思想，以期被统治者采纳，从而获得政治喘息空间。“身国同治”的主体是君主，所谓“身”指向君主的整个生命，所谓“国”包含整个国家社会的政治系统。《淮南子》从两个方面论证了“身国同治”思想的必要性：一是基于历史反思，提出一种以君主为国家治理唯一关键责任人的历史观，将君主个人修养与国家治乱深度绑定；二是基于对君主资质的分判，剖析修身学习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由此论证君主必须通过治身来最终达到国治的目标，也即践行“身国同治”之道。而治身与治国的贯通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身国两系统的深度相似和《淮南子》所推崇的类推思维。 《淮南子》“身国同治”思想所展现的治身之道与治国之方的贯通模式实是一种“模仿模式”。这种模式包含着三重意涵：一、“身”与“国”两系统呈现出自然的特性；二、两者间的贯通具有无为的特性；三、治身是治国之本。在这种模式下，《淮南子》中治身与治国的贯通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治身层面对“心”的修治出发，养心要求原心反本，使“心”虚静平和，故治国层面要求君道持虚。二是从治身层面对性情的修治出发：一方面养性要求适情辞余，克制嗜欲，故治国层面要求君主省事安民，取下有节；另一方面养生反对迫性拂情，故治国层面要求政治行为不能违逆民性。 在《淮南子》看来，“身国同治”的理想政治蓝图，既包含至高的神化政治境界，也包含君主个人之理想境界。在《淮南子》的设想中，“身国同治”的最高理想意味着君主个人精神层面的自由快乐和经世治国的现实意义实现交融，共同构成圣王所追求的生命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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