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西方国家再次涌起，成为学界和大众媒体的一个热词，其影响也逐渐从医疗健康领域蔓延到其他社会领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什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是科学的理论还是似是而非的谬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对于我们现在回答这些问题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早在19世纪中叶社会达尔文主义兴起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多篇书信及《自然辩证法》等论著中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等相关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以朗格、毕希纳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思想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辩证看待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前者作为阶级斗争理论自然史基础的同时，指出其根本缺陷是在生物学上无法解释一切进化与退化现象，且达尔文在研究人类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时简单地将人类归结为生物学上的一个物种，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忽视生物界与人类社会的根本区别，把适用于前者的规律无差异地作为适用后者的一般规律。其次，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基本立场上的唯心主义倾向，即经济立场上“自由竞争”绝对统治地位，政治基本立场上“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侵略行为，同时批判它忽略真理相对性将“生存斗争”视为动植物界和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忽略“斗争”与“统一”的同一性把“生存斗争”视作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忽略人类社会复杂多样的社会历史因素将人与人类社会看成是机械的、单一的线性发展过程的形而上学方法论。最后，批判“生存斗争”规律忽略人类社会与生物界的本质区别、“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属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批判“适者生存”既迫使工人成为“适者”又麻痹工人接受“天然不适者”的现实，批判“强者统治”背后的“精英统治”“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一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粘合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完整性的统一；二是为辨别当代社会达尔文主义新形式提供理论基础，识别藏匿于经济、教育以及科学发展与治理等领域中的新形式；三是为防范当代不良社会思潮提供理论武器，社会达尔文主义处于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对它的批判具有跨时代和跨学科的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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