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流寓是个体生命时常经历的一种生存状态，并深度影响文学活动及其产物。晚唐是一个文人普遍流寓的时代，文人们或应举或入幕或避乱，形成了多样态的流寓方式。这一文人普遍流寓现象与当时文学活动与文学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却远未被充分开掘。 流寓文学固然受到时代与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业已大致形成了一个自足的发展脉络，故而首先对先唐时代流寓文学的滥觞和初盛中唐流寓文学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对流寓何以促发文学创作，流寓何以正向作用于文学经典的生成，做了初步探索。同时晚唐流寓文学自然在前代基础上进行，探求晚唐文人对前代流寓作家的书写，即可以有效看出晚唐作家对前代流寓文学资源接受的选择与侧重，还原其对前代资源的真实态度。 流寓这一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是决定流寓文学活动的重要原因。故而结合史料，探索当时流寓文人的时空生态与内心世界尤为必要。晚唐文人流寓方式多样，贬谪、入幕、避难、乃至跟随帝王被劫迁，亦是另一种并非个例的流寓方式。晚唐文人的流寓地域多集中在岭南、江南、巴蜀等南方地区，山西等北方地区亦偶有文人涉足。一个特殊现象是，随着归义军的内附，晚唐恢复了对于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的统治，以张球为首的少数中下层文人流寓于斯，并在敦煌文献中留下其文学创作，是有别于其它时代的重要个案。同时，晚唐流寓文人的内心中，王朝行将就木的末世情怀与流寓产生的孤独、归属感缺失等流寓困境相互叠合，打并一处。同时，政治压力与摆脱困境的诉求使得这一群体有时不得不在公开的文学书写中作违心之言，与其私人化写作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成为审视“文章宁复见为人”这一命题的绝好例证。 晚唐文人的普遍流寓现象势必深度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文创变，一方面文人履迹的南方化无疑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从地域到风格呈现出全方位南方化的特点，另一方面，流寓困境既使得文人有条件苦吟，更将苦吟作为作为生命意义的寄托，甚至是超越生存困境的方式。另外，唐末出现了大量回忆性写作，这一方面乃文人流寓所促发，却又能缓解流寓困境中文人的种种负性体验。 晚唐时期，诸多极具特色的流寓文学个案值得深入探索。李商隐的《锦瑟》号称难解，但如在“自序其诗”的旧说上更进一步，便发现此诗其实是对自身多年流寓创作生涯的回忆。唐末僖宗、昭宗及其扈从文人的流寓，开启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帝国中枢整体性流寓的先河，帝王本人和分别在朝、在野的文人对此的书写所呈现的不同面向，十分值得玩味。韩偓作为一个晚唐王朝的忠节之臣，其流寓闽中时同时面对亡国之痛和自身的老病之悲,如何进行创作和心理调适，我们提供了观察一个易代之际的流寓文人的视角。 晚唐流寓文学对后世影响显著，其通过两条路径影响了宋代重要诗学观念“诗穷而后工”论的生成，亦为在当代视角重新审视流寓这一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何以影响文学经典的生成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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