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在批判性继承与超越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富有原创性和理论涵摄力的实践观。不同于古希腊古典哲学家提出的以道德、政治为主题的实践观，也不同于近代唯物主义者提出的实践观和德国古典哲学家提出的实践观，马克思通过现实主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握实践的人的存在，从实践出发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确定了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中所占据重要地位，确定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与灵魂地位。在中国哲学领域，知行关系是一个重要命题。哲学家们关于知行的本质、次序、轻重等问题，有着深入和广泛的探究。王阳明在继承孟子“良知”、宋明理学“心即理”的基础上创立新说，提出了更为独特的知行合一观点。 尽管马克思的实践观和王阳明的知行学说产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土壤，但其思想中都彰显着重实践的思维特质，都实现了对前人思想的超越与升华。马克思认为人类通过实践获得认识并反过来指导实践，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从实践到认识，还是再从认识到实践，都存在着一个“自然的断裂”，为了恢复二者的统一，需要主体通过一种能动的活动来衔接。因此，可以说，知行的统一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断裂中的统一”。王阳明则将“知”视为心之本体，即认为“良知”与生俱来，并且人有知就必有行，未行则是未知，知与行合一并进体现了知行连贯性的统一。 马克思实践观强调物质生产实践对人类解放的重要性，突出在实践中人的能力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是侧重“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观；王阳明知行观强调以实践为路径，将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行动，最终实现道德性理想目标，是“成就德性”的知行观。尽管王阳明的知行观在道德领域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与价值，但在理解知行问题方面，缺少必要的历史视域与科学精神，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语境中，不仅需要继续发掘马克思实践观所蕴含的丰富的理论潜力，还需要促使中国哲学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变，实现与时俱进迸发新生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重新审视包括以王阳明知行观为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王阳明知行观中所蕴含的知行合一的实践路径与追求道德完善的价值追求加以继承弘扬，使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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