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女“二流子”是双重边缘化群体，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双重合理性——求新生、得翻身、谋利益的价值理性和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的工具理性——的载体之一。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在政府领导、群众参与的改造运动下，女“二流子”群体从游手好闲到走上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并贡献社会的正道，从被歧视和排斥的寄生虫蝶变为劳动者，部分人甚至成为受边区群众尊敬的女英雄、女模范。政府改造女“二流子”的运动惠及家庭、边区和革命，彰显出价值，昭示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成功整合。本文的问题意识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改造女“二流子”的过程是怎样的？改造过程中双重合理性的内在张力是如何调适，进而推动改造获得成功的？ 本文通过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改造女“二流子”的相关资料进行梳理发现：第一，改造是在特殊历史情境下发生的行为，即当时边区外部遭受敌对势力的包围封锁，内部遭遇物资困难，亟需整合全部劳动力进行生产，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因此该行为虽然具有价值指引，但直接驱动力为边区对于劳动力的渴求，这就导致改造中双重合理性有可能产生紧张，需要调适。第二，改造中双重合理性经历了两次调适。第一次，在改造初始时期，工具理性优先，边区政府以组织督促女“二流子”参加生产为主要手段，导致该群体消极抵制。在全面发动时期，党和边区政府及时调整改造工具，进行劳动价值教育，用劳动勾连改造的价值属性与工具属性，让改造对象认识到劳动对于自身的价值。此次调适虽然没有消弭双重合理性之间的紧张，但为改造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第二次，边区政府在改造女“二流子”时采取了一些不当的方式，使得改造偏离了价值理性，认识到不足后，边区政府重申价值理性的初衷，在双重合理性之间寻求到了适宜的结合量度，促使双重合理性真正实现了整合，改造也全部获得成功，取得相应的价值效应与工具效应，促进了妇女解放。第三，本文对女“二流子”的改造过程及双重合理性之间调适的探讨具有双重意义。在理论方面，诠释了女“二流子”的工具和价值属性，为该群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在现实方面，为政府动员边缘群体参与国家建设提供指导和借鉴。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在对抗战时期的报纸、历史档案等资料收集、梳理的基础上，理清陕甘宁边区政府改造女“二流子”的过程，并基于双重合理性的视角进行理论性分析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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