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幕末维新变革是日本迈入近代化，建立天皇制国家机构的重要时期，也是“西洋”思想与日本传统思想激烈碰撞的重要时期。在“西学”的冲击之下，同处“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儒学思想虽然“由盛转衰”，但在幕末一批日本思想家的改造中保留了一丝生机，间接地完成了儒学向日本社会的深层渗透。冈松瓮谷作为众多幕末时期的儒学家之一，积极致力于将儒学传统中固有的“经世实学”与“实功达用”的实学理论与自“洋书解禁”后兴起的代表西方科学技术即“实证”主义的“实学”相结合。通过汲取儒家思想中固有的实学概念来灌注于西方学问从而减少改革阻力，使儒学更能顺应社会变革重换生机。 开国前，面对国内攘夷派激进分子的恐怖主义活动、与下关海峡海防被攻破的外部威胁，瓮谷主张借通商“韬光养晦”以学习西方“实用之学”，并从儒家君臣观汲取了“国富民安论”“西洋器械论”，同横井小楠的“富国强兵论”一并整合了尊皇党与保幕派，为“尊王攘夷”与“佐幕开国”为对抗轴的两个派别合并加入到维新的阵营中提供了求同存异式的思想理论。这种思想的冲击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冲突形成一种合力，在当时的东亚各国之间产生了社会结构即将崩溃的态势。 日本以熊本藩校为代表的学校党与实学党之争持续时间从幕末至明治末期。瓮谷在熊本藩校的学习中，吸收了以横井小楠为代表的“实学党”思想，构筑了以“实际效用”为核心的学问观。瓮谷将“择术济世论”结合“经世实学“理论，将西方实用之学锚定在传统儒学的延长线上，以对抗“全盘西化”带来的功利主义盛行、地方道德教育缺失等问题。并且为了匡正幕末世俗学问观，瓮谷创立的“记实法”以平易直率、秉笔直书、不带主观色彩为特色，顺应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大翻译”时代对新文体的需求，给日本近代的知识环境带来深刻影响。 明治维新后，瓮谷设立私塾力图重构地方道德的同时，培养了一批儒者，保存了儒学的一丝生机。瓮谷的伦理观取自儒学原典，以其为蓝本，瓮谷提出了有别于横井小楠的“先王之道”与伦理观，极力构建适合文治主义的政治秩序与文化空间，这正是瓮谷有悖于日本国粹主义者对儒学“去理性化”“绝对化”的表现。此外，他在儒学之外的工作，如对《庄子考》《楚辞考》的考据与注释，推进了日本的楚辞学与庄子学研究，在日本汉学界仍具有重要的影响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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