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河南地区自古以来便是我国重要的农业主产区之一，也是旱涝等自然灾害的多发区。全面抗日战争前后，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自然灾害的交相侵袭，使得河南省人口流亡数量为全国之最。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西渡黄河，掘开黄河花园口大堤，导致地势低洼的豫东地区四十余县成为黄泛区的中心地带，一百多万人口因此逃离家乡。1942年又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数百万的农民背井离乡，踏上了逃荒之路。灾民逃荒方向大体以灾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由于地缘条件以及陇海铁路的全线通车，这些难民大多以家庭为单位，循陇海路向西，经郑州、洛阳、入潼关进入陕西省。河南难民进入陕西后，主要分布在陇海铁路沿线的陕西关中地区。全面抗日战八年中，河南饥荒难民逃亡至陕西的人约计170万。 陕西省国民政府以及民间慈善组织均对难民采取了不同方式的救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大量河南饥荒难民进入陕西以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安置和管理难民，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难民的生计问题。除了国民政府的官方救济机构外，还有地方慈善机构的救济以及各方爱心人士的捐助，使得数以百万计的河南饥荒难民得以在异乡生存，他们的善举被千万河南难民铭记在心。 从花园口决堤后河南境内持续九年的水旱灾害，到1942年大旱，又时常遭受日寇的蹂躏。频繁的饥荒容易导致灾民形成自私、悲观、迷信等消极心理。同时，迫于生存的压力，大量河南的农村妇女也开始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分工，这为妇女地位的提高奠定了社会基础。灾荒与战争改变了河南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带来的人口流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普通河南民众对于祖国的地理认知，这有助于难民们形成民族意识。数量如此众多的饥荒难民在陕西当地生活，也相应地带来一系列令人无法忽视的问题，例如，饥荒难民的生存状况以及难民之间、难民与原住居民之间的纠纷问题，陕西省国民政府对于饥荒难民的管理问题等等。 人数众多的河南难民在陕西客居数年，他们也将家乡的饮食习惯、方言、豫剧、生活方式以及不同于陕西当地的回族特色带到当地，影响了陕西，最终融入当地社会。对当地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故本文选取抗战前后的河南难民为研究对象，对抗战时期难民流亡原因、客居陕西的生存状况以及最终融入当地这一过程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不同地域之间人群的融合发展，对于其他地区不同地域的人口融合有着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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